来凤佛潭咸康先后之谜

来风佛潭摩崖造像为我国各地高超艺术水平、奇丽自然风光的佛教奇迹胜景之一.但关于其所注年号,至今仍是我们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因为其关乎中国佛教艺术史甚至传播史的完整确立.对此,本文拟通过对现有文献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精细分析来对咸康佛的历史时间进行探究与分析,从而重新树立来凤佛潭摩崖造像在中国佛教艺术史和传播史中的地位,...     

大足摩崖石刻探幽

为了一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庆大足石刻,我们来到距离重庆市区160公里的郊区大足县．去观赏那独特的摩崖石刻,感受那博大精深的佛宗禅意。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它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最为著名,足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参观游览了宝顶山大佛湾的摩崖石刻。     

中岩寺仙人床龛造像服饰风格探析

摩崖造像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通过雕刻的视觉形式不仅直接反映了宗教的精神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艺术审美的外显方式.青神中岩寺仙人床摩崖造像保存完好,服饰精美,通过对佛、菩萨和供养人的造像服饰风格的分析,从中不仅可以领略造像时期社会时代的审美趋向,而且可以了解中国佛教服饰经历了从外来形式与中国传统服饰风格相融合并逐渐走向世俗化的演变过程.     

外来文化对早期土家族的影响—来凤仙佛寺摩崖造像的考证

湖北来凤仙佛寺摩崖造像始于何时,一曰东晋,一曰五代,均以残碑“文字”为证而得出结论。笔者经过实地考察,主要从造像的题材、样式与中原、四川等地区佛教造像流布情况的分析比较中,得出与前两说不相同的结论,并就此阐明了仙佛寺的文化意义。     

云南佛教造像的渊源———从佛教摩崖造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西南篇章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 云南及川渝两地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成果清楚显示出云南佛教造像最初就属于南朝四川造像系统,唐宋时期,其造像形象、名称、内容题材、造像目的等系中原北方地区经四川传入。 元明迄今,云南的“阿吒力教”是巴蜀地区宋代职业僧人“应赴僧”及所用科仪演变出的名称,内容无变。不同的是,在元代统一战争过程中,巴蜀地区唐宋以来积累的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传统几乎消失, 而云南没有受影响, 除保留了原来蜀地传来的经典、佛像等内容外,又吸收了藏传造像元素,使造像内容题材增加了宓教元素,梵文经咒使用更广。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老君岩"石窟造像考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佛、道摩崖造像群的开凿年代及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明、清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初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断为北宋道教老君造像的说法,然而,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它应为佛教的产物;也非北宋时期的造像,应为唐代作品.任的观点比实际凿刻时间晚400多年,至今讹传近600年.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河内摩崖造像记》校考

《阿弥陀造像记》(即陆心源《唐文续拾》之《河内摩崖造像记》)作者是否即王维，目前还只能存疑。结合诸家著录，以[道光]《河内县志》为底本，校定《河内摩崖造像记》文本，可供与石刻比对之参考。     

武山拉梢寺大佛造像发愿文再辨析

武山拉梢寺大佛是北周时期有明确题记纪年的大型摩崖浮雕大佛,它为同时代佛造像断代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但遗憾的是,在“发愿文”中尉迟迥的职位及任职年限与《周书》当中的记载有出入甚至抵牾,这给拉梢寺大佛的开凿年代蒙上了一层纱.以《周书》《北史》为依据,通过史料的对比,可以厘清大佛的实际开凿年代和开凿背景,并进一步确证尉迟迥的身份.     

浅析北魏时期山东佛教造像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文明冲撞交融、社会秩序重组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地区是北方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北魏时期直到北齐阶段的诸多造像、刻经、寺院等佛教遗迹。基于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山东地区北魏佛教造像变化的轨迹,讨论其造型风格来源、流变,结合当时当地佛教传播、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特点...     

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     

明清时期湖南佛教造像的程式仪轨解析

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湖南,其佛教造像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非常突出.文章以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从造像形制、造像的组合与一般供设程式、佛装类型及纹饰的基本特征四个方面,分析其程式仪轨与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的不同之处,进而揭示出明清时期湖南的区域宗教文化现象.     

试论北朝关中造像记祈愿对象及内容所见文化意义?

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中为皇室祈福之辞实质上是对北朝政权强化皇权统治的一种间接反映,同时也与北魏“太武灭佛”有着密切关系。北朝关中造像中存在大量混同佛、道的现象,这与民间信仰轻教理、重实践从而具有一定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有关。与此同时,北朝关中造像记中所反映的世俗信仰则保持了某种基本的稳定性,其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的铜镜铭文。     

湖南佛教造像记十例

佛教造像记,就是为了造作佛像而表述这些功利目的和愿望诉求的文字,它们依附于造像而存在.不过,限于传统金石学厚古薄今的一贯态度,学者们更重视一些宋以前的造像记,却忽视宋以后特别是清代的造像记.本文的所辑录的十例湖南地区的明清两代造像记,系作者数十年田野考察所得.我们对明清佛教造像记应当予以相应的重视,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不至于出现“断层”和“死角”.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而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集中之地,也是皇室意志以及人们对生活追求的缩影。龙门佛教艺术与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密切相关。北魏龙门石窟气质清秀、风格迥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色和人们的审美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背景和南北人员交流等,对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龙门石窟造像所体现出的审美文化中可以洞察南北绘画美学精神的传导与交流。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