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情境因素激活农户绿色生产的路径

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6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陕西和山东樱桃种植区的278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作用机制,识别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个体和情境6个因素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可以分为个体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等4种类型,且与低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研发能力、市场竞争与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通过整合TOE框架,以80家上市物流企业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上市物流企业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分析三重层面因素影响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和抑制路径。结果发现,在5条产生高创新绩效和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中,均存在三重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其中,高创新绩效有“创新-竞争驱动型”“研发-竞争驱动型”“三重层面并驱型”和“结构-竞争驱动型”4种不同模式,且在4种模式中均存在市场竞争势力的共性因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势力均为核心变量,在促进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TOE框架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运用动态QCA方法,选取我国2016—2021年110家能源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具有多重协同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技术、组织、环境层面要素均无法单独成为高水平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需要发挥各要素间协同作用;在充分性分析中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将其可提炼为“技术—组织驱动”型及“多因素驱动”型;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高管绿色认知是高水平绿色创新的核心条件,数字化水平、组织冗余与环境规制间存在潜在替补关系。能源企业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路径探究——基于“TOE”框架下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是驱动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提高创新水平的差异化机理,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采用fsQCA方法对2019年中国100多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经济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机制,尝试解释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创新的复杂路径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从必要性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任何单一要素都无法构成区域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组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路径分别为技术—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环境型三种,数字经济各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最终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数字经济作用途径具有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主要为均衡型,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为组织—环境型。     

我国医保基金运行效率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DEA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省级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并提取区域经济水平、政府支持水平、老龄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卫健医疗水平等5个指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我国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高医保基金运行效率模式,以及三种低医保基金运行效率组态路径;通过对比高、低组态的关系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政府支持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医保基金运行效率的核心因素。产生高、低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差异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引起低医保基金运行效率的路径并不是高医保基金运行效率路径的对立面。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中国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多元路径选择——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大数据产业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调整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商业模式的新动力,探究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多元路径有助于推动大数据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以TOE框架为理论分析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多重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数据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供给是核心影响条件;同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结果概念化出四种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提升路径,即财政资源支持下的大数据发展水平驱动型、财政资源支持下依托组织规模与技术设施驱动型、财政资源支持下依托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组织规模驱动型以及技术-组织-环境联合驱动型.     

外部冲击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组态分析

城市经济韧性的重塑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组态视角，选取2020-2021年我国36个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的数据，运用QCA方法分别探讨了抵御期和恢复期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组态，并明晰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抵御期和恢复期中均未发现有单个前因构成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必要条件。(2)抵御期和恢复期高城市经济韧性的组态构型分别为6类及3类，各组态经济韧性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其中政府干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被结构性因素间的综合作用显著弱化，各城市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韧性跃升路径。(3)高(低)外贸依存和高(低)数字经济发展对恢复期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产生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数字贸易可能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和韧性提升的关键引擎。     

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营商环境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基于282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实际，提出理解城市异质性下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难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但不同要素的组态路径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存在两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欠发达城市则存在五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两类城市在各自组态路径中的核心条件不同，且路径间存在“殊途同归”的潜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背后营商环境要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为地方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探索高质量发展特色道路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fsQCA分析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科教园区协同创新:优势分析、模式比较与发展路径

科教园区协同创新具有以下优势:地理集中优势、区域经济优势、创新资源优势、科技政策优势、人才集聚优势等。科教园区协同创新的多元竞合模式包括四种单一模式与四种复合模式。科教园区实现协同创新,必须加强内部紧密合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促进内部协同竞争,通过创新引领发展;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构建多元合作创新平台;创新驱动对外竞争,增强园区社会服务能力;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提高科教园区创新能力。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其提升是一个复杂的因果交互过程。选取中国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单元,在对三大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游客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效率对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组态效应与提升路径。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变量均不能构成城市群高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必要条件,承载力提升受多个因素的交互影响与联合作用。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共有游客与产业布局调控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型、资源要素整合优化型、旅游产业集聚促进型4条提升路径,长三角城市群共有区域经济发展驱动型、经济与生态效率协同型、旅游生态效率提升型、科技与环保资金扶持型4条提升路径,珠三角城市群则有游客密度与科技推进型1条提升路径。各城市群应因地制宜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组合提升路径。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样的地区更易于腐败 ——基于PEST框架的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组态分析(fs/QCA)

腐败发生机制分析和反腐败的路径探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缺乏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多重并发条件的有力解释.在PEST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实际,使用fs/QCA对31省份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组态问题,需要多重并发条件影响作用;三种类型构成了地区高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即"政府—市场平衡型""官员掠夺型"和"市场—社会平衡型";三种类型构成地区低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为"政府—社会协同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官员强化型";腐败治理需要"官场+市场+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不同地区的腐败治理路径具有明显差异性.     

跨界战略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互联网持续发展的时代,跨界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和企业发展方向,而跨入新领域匹配和建立新模式是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探究跨界战略导向、多维知识搜寻和吸收能力的条件组态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利用fsQCA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多维知识搜寻与吸收能力的组态路径中各前因条件均存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两个维度分别包含两条组态路径,条件组合各有特点,将组态不同内在条件的组合进行分析,为企业如何有效实施跨界,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启发和思路。     

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以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科技金融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机制分析显示,科技金融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促进了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而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尚未起到显著作用。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双向FDI协同发展路径分析

双向FDI协同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密切相关,识别双向FDI协同影响因素及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极为必要。运用组态视角以中国大部分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究实现双向FDI协同的条件组态和多重路径。结果表明：（1）存在3类实现双向FDI协同的路径,包括研发投入型、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型、全面驱动型,R&D投入是实现双向FDI协同的关键。（2）忽视对外开放和R&D投入是产生双向FDI不协同的主要原因。（3）在一定情境下,区域经济、政府支持与对外开放可以相互替代。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计量与QCA分析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NCA、QCA与计量方法,从“信息化”“互联网”与“数字交易”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提升具有长期显著影响;共同富裕水平高组态有三条驱动路径,即“信息化—互联网基础”推动型、“信息化—数字交易基础”驱动型、“互联网—数字交易”引领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交易是东部地区发展的核心条件;信息化基础在数字经济起步较晚的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据此,要完善数字经济要素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大力推动数字交易、强化市场引导与专项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