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背景错综复杂,除开政治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的外贸出口结构以及中美贸易失衡.本文从中美贸易的特点着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从而反驳了"汇率决定论"的错误观点,继而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真实原因,最后站在中国的角度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建议.     

中美制造业产品内贸易与动态利益分配研究——以中国制造业就业率为例

中美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带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中国融入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契机,但中美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利益如何分配却不明晰。文章运用1993-2010年中国制造业对美产品内贸易数据,借助出口产品附加值法,对中美制造业产品内贸易水平进行了测算。中美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对双方利益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和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但相对美国来说中国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相对较少。因此,正确处理中美制造业产品内贸易与利益分配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衡问题、营造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保持中美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常重要。     

多元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两国近年来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汇率、国际分工、整体经济失衡及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差额。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汇率水平、中国近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的FDI流入对中美贸易失衡都有影响。调整两国贸易差额需要多种手段,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浅析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关系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的同时,我国对美贸易的顺差仍持续扩大,因此,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长期受到两国的关注。在此通过解析美国不断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背景,指出人民币的升值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作用甚微,并着重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原因。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围绕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不断,而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分配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更加复杂。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选取了要素禀赋状况、技术进步、垂直分工度以及规模经济四个因素作为代表性变量,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不能仅就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象来理解中美在贸易中的利益,美国处于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间的低附加值环节。因此,中国应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本国的要素密集结构,实现国内附加值比重的实际增长,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协同分析

中美近段时间以来的贸易失衡争端引发了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美国一度强调人民币汇率贬值、中国不合理的贴补政策和资本的外流等因素导致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持续高涨;中国两度＂汇改＂,使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攀升的态势,而且不断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然而仍使美国所不满。通过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并以中美贸易的对比,发掘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因素,最后提出降低或消除这种非均衡的根本策略。     

基于中美贸易失衡的“不平衡论”与“非汇率论”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已成为全球经贸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对于问题的根源分析,有的学者提出是双方贸易结构的不平衡问题,有的学者反对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汇率观点,这些都对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总结以上思想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一点评述。     

中美产品内贸易与静态利益分配研究——基于制造业五位数数据的分析(1993—2010)

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产品内贸易带动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中国融入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契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产品内贸易仍将是中美贸易的主要形式。在中美产品内贸易利益分配问题上,基于贸易差额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得量的优势,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益。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中国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静态贸易利益,中美产品内贸易水平与贸易差额具有正相关。     

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误区和正解

为了全面理解中美贸易关系,解读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入手,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研判,预测未来中美贸易发展走向。研究发现,特朗普当局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及高关税政策,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制造业丢失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需要打压中国出口,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来扭转贸易逆差,让中国长期处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研究认为,美国对中美贸易额的统计口径过于简单,减少中国进口不能直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数,中国扩大出口能为美国提供“价优物美”产品,中国投资者又把贸易所得投资到美国购买国债,美国是贸易逆差的受益方;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得,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主要是把中间品加工成最终产品,贸易所得很小;此外,中国的关税政策符合WTO规则,美国也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因此,中国从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低端爬到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美应通过贸易谈判,争取经贸合作,才能够提高双方经贸规模,实现中美贸易朝着合理的方向再平衡。     

中美贸易逆差的发展态势与解决方案论争

中美两国在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方案方面存在着极大争议,选用不同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的背后,体现出两国政府对承担调整责任和付出调整代价等事关本国经济利益问题的考虑。在人民币不能快速升值、美国居民储蓄率无法大幅提升情况下,短期内中美贸易逆差的走势主要取决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提高、中国政府进口扩大措施与美国经济复苏等因素的影响。     

日韩对华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受多个因素影响,其中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十分重要的原因。通过形成中美贸易差额的商品构成发现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制造业贸易,中美制造业贸易顺差与中美贸易顺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同比增长,而这一时期70%的FDI投资于制造业,其中以日本和韩国的投资额居前列。可知中美贸易失衡与中国在这一时期承接日韩两国产业转移具相关性,从制造业角度对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做出解释。     

产业转移视角下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实证分析

针对近年来中美贸易日趋严重的不平衡问题,通过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与协整的方法,说明引起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产业转移。具体说,作为产业转移的微观层面的表现——美对华的直接投资以及东亚地区对中国的产业转移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中美贸易差额新估算及中方对策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逆差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双边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基于对1994~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分析研究,剔除统计不对称及增值率因素,重估十年来双边贸易差额范围,进一步全面探讨中美不平衡贸易政治、经济等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为了平衡中美贸易,中方应采取的对策为:应推进新贸易统计方法的研究实施;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发展技术贸易;企业应该采取措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趋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增长、总出口增多、对美出口增大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总出口增多,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激化是不可避免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长远之计是转变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短期之举是采取扩大从美进口、自愿限制出口、出口多元化、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措施。     

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虽然贸易商品结构呈现互补性,但贸易摩擦从未停止。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对美贸易依靠数量来获取利润的模式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和维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需要,未来将会继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为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应采取一系列与造成贸易保护的主要因素相对应的政策措施。     

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的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

文章以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为视角,分析了加工贸易、零部件贸易的发展现状,并计算了1987~2006年中美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结果显示,在此期间中美贸易结构明显改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提高。同时,文章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实证研究了影响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因素,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美高、中等技术行业及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提升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

随着中美贸易迅速发展,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额也呈上升趋势。该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引起中美贸易的顺差,并从美资企业投资动机和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效应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促进我国本土经济发展应采取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