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县农地流转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在对苍山县228户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当地农户的农地转入及转出意愿特征。结果发现：当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强,转入意愿明显高于转出意愿;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户主多为40-59岁、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的农民;农户更愿意转入地块面积大、可长时间转入的农地,且外界环境对农户转入农地的意愿影响显著;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方式以私人出租为主,农户愿意转出农地面积占原耕种面积的比例较大;农地的社会保障作用依然较强。并提出了推进农地合理顺畅流转的简短建议。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少数民族聚居区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内蒙古农户的数据

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是当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支点.本文基于2012年底在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区——内蒙古通辽市的8个自然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是,影响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除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耕地的面积、租金的高低、家庭人口数和户主的年龄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里关系”.其中,这种“城里关系”只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影响,对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新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流转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前提,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土地流转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为研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从农户自身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前新疆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并且参与流转的农户大多是转出土地,农户受教育程度、人均非农业收入、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参与政府技能培训以及社会保障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

基于CFPS2014和CFPS2016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村庄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与土地转入呈现正向相关关系。2)养老保障与土地转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相关关系。3)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影响基本显著;村庄人口老龄化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土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养老保障主要影响东西部地区的土地转出,对中部地区的土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积极引导老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对提高土地流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城市郊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沙市8乡镇农户调查数据

城郊土地利用与城市长远发展和城市农产品供给息息相关,根据长沙市近郊8个乡镇26个村的236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土地认知和社会因素等五个方肼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影响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流转土地农业生产所占比重、流转价格、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参加合作组织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口、土地流转时间、对土地的态度、对土地产权的认识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政府介入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与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全国25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转化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当地权稳定性较高时,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顺利转化成行为,反之则不能;确权使得农户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进而可以促进转入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阻碍转出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农户自评的村级流转管制也产生与确权相同的效果。据此,提出应当在维护地权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发挥村集体优势,为农户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新疆焉耆县的147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投入的意愿较高,调查农户中74.15%的农户表示愿意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家庭劳动力人口较少,90%以上的农户都雇佣劳动力,一年内雇佣费用7000元以上的农户占总调查农户的42.86%;67.35%的农户认为使用化肥越多,产量越高;家庭总人口、农业劳动力人口、户主文化程度、拥有农地面积、地块破碎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为正向;非农业人口、户主年龄和投入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为负向.     

论农地流转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农地流转是解决农地家庭承包制与集约化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必然手段,法律制度是确保农地流转的基本保障。然而,相关法律在调整农地流转时却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完善：一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对土地投资入股的方式与风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性质、农地流转的登记与农地流转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二是完善《信托法》,增加土地信托的规定;三是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成员的出资方式、合作社的法人性质、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完善。     

“台湾主体性”的本质和影响分析

"台湾主体性"作为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人为建构的一个政治概念,经过台湾一些政治势力长达20余年的煽动和灌输,已经成为台湾的主流社会意识,岛内蓝绿阵营、各党派都不得不奉之为重要政治信仰和主张。"台湾主体性"的有关"认同台湾"、"要求当家作主"、"出头天"、"台湾优先"等内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其中有关"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认识"、"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以及寻求在国际上"自主自立地位"等,也具有明显的"台独"色彩和"独台"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农村土地征收促进了农村家庭保险需求吗?——基于社区社会空间视角的实证研究

农村土地征收不仅表现出社区地理空间的变迁,并伴有明显的社区社会空间转变特征。由于农村家庭行为决策受社区社会行为影响较大,所以家庭在面对土地征收做决策时会将社区社会空间因素考虑在内。基于此,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农村土地征收的社会空间效应对农村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村土地征收通过社区财政收入、社区收入水平及社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等渠道,给家庭带来的社会-经济空间异化效应,抑制了农村家庭保险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征收产生的社区社会空间集聚效应促进了农村社区家庭保险需求。因此,为了提高失地农民保障水平,促进失地农民多层次保障体系有效运行,农村社区政府应该积极完善财务透明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以减少因土地征收带来的社会-经济空间异化对农村家庭保险购买的影响。同时,商业保险参与完善失地农民保障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土地征收后社区社会空间升级优势。     

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思路——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在目前已具备现实基础,也是发展新型城镇化之必需。安徽省铜陵市以建立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为切入点,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及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推进相关配套政策。从铜陵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出基层政府的"递进式"行为思路,即转变户口性质—对接城乡政策—界定公私资产—调整分配关系—畅通流动渠道—推进城乡一体。     

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

具有数量大、时间长、区域广、价值高等特色的清水江文书是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和乡土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种类,“白契”、“红契”并存而又以“白契”为主的文书显示出了地权转移“亲房优先购买权”、“典卖”或“借钱借谷以田抵押”、“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中人或房族人作证”、“多不惊动权力机构和政府”等特征;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制及其房族亲族等的仲裁作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地权转移在近代一直稳定存在和延续,并使土地资源因人口分化与经济变动得以顺畅而有效的配置。又其地权转移文书的内容与书写格式与汉族地区的极为相似,表明近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市场经济因素与江南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差别不大,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灵活和便于操作。     

农户主导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律研究

针对农户解决不好、政府或集体也解决不了的＂土地配置悖论＂,中央政府提出加强土地流转一般规律的研究。为了研究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基于农户收入禀赋的一般特征,可把农民家庭归纳为＂五类农户＂。研究认为,农地流转的雁阵形态、驼峰分布、梯队演进、极化趋势与渐进流转特征体现了农户对家庭资源配置的占优匹配,因而是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国情的,最受农民欢迎的流转模式。因此,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任何违背国情的流转政策,不仅会造成＂三农＂问题的恶化,而且会诱发深层次社会危机。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制度创新——以“联众模式”为例

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联众模式＂是一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它推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社会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实现了有关利益相关方的双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结果,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最终需走复合式制度变迁路径。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土地流转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分析——以赣中王瑶镇土地流转的个案为例

通过选取赣中地区王瑶镇8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样本,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特征、制约因素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历史传统、市场环境、社会结构对这一区域的土地流转极具影响,这一区域土地流转的基本特征是"非利润化"的"无发展型的流转"。这一地区的农民在选择经济行为时,利润第一还是道义优先的两难选择往往受制于基本的社会环境,这也是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的社会学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