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最后的壁障——旧的产权制度

中国的企业改革,已到了关键时刻——由放权让利的经营权改革发展到明晰产权的所有权革命,进入了攻坚阶段。围绕这一问题,本刊与《今日企业》杂志邀请一批学术界、企业界及政府有关部门人士,在南京中心大酒店进行了一次讨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宋光华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从政策调整到了制度创新阶段。围绕放权让利为中心的企业改革，由于实行利改税、减少企业负担，扩大企业留成等措施，国家对企业让利已基本落实了。但是，放权始终落实不了。提出“两权分离”，总是分...     

中国工业企业中的党政关系——经济改革的若干政治层面

当今中国,企业党政关系滞留在两种主要改革尝试的交叉口:一种尝试的目的,在于通过“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来实现经济权力的分散;另一种尝试则旨在通过党政分家来实现政治权力的分散。两种尝试所共同涉及的领域是党政关系。这个领域对于每一种尝试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作为企业改革的重要问题,它是中国领导人调整城市经济——事实上也是整个国民     

试论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首次干预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首次干预始于进步时代。进步运动为政府干预经济做了舆论准备 ,奠定了群众基础 ;垄断资产阶级抛出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理论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政府干预经济旨在对垄断组织实施“公共控制” ,反对“坏托拉斯” ,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进步时代政府对经济的首次干预 ,标志美国经济体制开始逐渐从自由放任向政府调控的转变。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探讨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上,不能再反复使用收权放权调整,而应当实行适当制度化分权,用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为此,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权,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明晰产权的障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难点分析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继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已进入以明晰产权关系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欲明晰产权，先要明晰阻碍产权明晰的主要因素，探讨如何有效消除这些问素。本文拟对此作系统分析，为排除这些障碍提供思路。一产权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产权关系的变动（由模糊到明晰是变动的一种形式）必然引起经济利益的变动。明晰产权关系引发的对相关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是推进这项改革的首要障碍。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明晰产权关系，不同于以往的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推行承包…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探讨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上，不能再反复使用收权放权调整，而应当实行适当制度化分权，用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为此，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权，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理性的呼唤——中国第二轮经济改革的特点分析

经济学家钟朋荣认为,从1978年到十四大前,是中国第一轮改革。在这14年中改革的浪潮虽时起时伏,但总的说来改革从未中断—— 14年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由单一公有制转向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由单一计划调节转向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的双轨制;财政由“一灶吃饭”转向“分灶吃饭”;政府与企业由统收统支转向利润分成。 十四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经过两年的探索,如今也只是略见端倪。改革正准备发起第二轮冲锋,在此之前,我们最应做到     

潮起潮落:纵向行政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

以“扩权强县”为代表的省级以下行政分权改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改革政策为何最终终止？以“扩权强县”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县域和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行政分权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结果发现：（1）纵向行政分权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2）行政分权改革促使试点县（市）增加生产性支出、扩大招商引资、增加外资使用、扩大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试点县间的横向竞争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3）由于地级市政府存在博弈行为，改革加剧了试点县财权与事权的失衡；非生产领域支出比重减少，存在“重增长、轻民生”的问题；资源配置效率也并未得到优化，以上可能是改革最终停止的原因。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应始终将发挥市场资源基础配置作用作为放权赋能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同时在政策推广时要充分考虑改革试点的客观条件。     

新中国成立6O年来政企关系的演化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企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有企业的建立、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与企业的同构,到改革之初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再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直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是改革发展的艰巨过程。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会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选择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过程具有双轨并行格局、从边际向全局扩展、经济与政治及改革与发展过程统一的特征。本文运用动态优化分析表明,在中国改革这样一个调整成本巨大的制度变迁中,根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由原有制度“跳跃到”新制度,即采取“激进式方式”;相反地,通过“渐进式方式”可以把调整成本融汇到整个改革过程中去,逐渐地趋近于目标。因此,“渐进式方式”是中国改革的优化选择。     

比较视角下中国合作主义的发展:以经济社团为例

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以及政府放权于经济实体的过程。自上而下经济社团的兴起是这一过程中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及经济体制转型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管理机制和权力格局调整的必然趋势。这类组织既是政府下放了的经济管理权力的承接机构,又代表了政府对经济实体干预权的继续延伸。中国政府在推动自上而下经济组织的发展中有着明确的目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此,新型的经济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了合作主义的典型特点。然而,无论与北欧的社会合作主义还是韩日的国家合作主义模式相比,合作主义在中国出现的背景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因此在发展模式上带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现阶段,自上而下的经济组织并没有真正成为其成员在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代言人,这一点与其在合作主义关系中的定位不符。然而,随着体制转型的深化,体现在经济社团发展中的国家合作主义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程度及走向将取决于并反作用于未来的权力安排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变。     

试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

本文提出了经济改革中的几个“先”与“后”的关系：公司制改革，要先规范公司，再发展公司；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要先调整结构，再追求速度；而规范公司、调整结构，首先要规范政治体制，做到党政分开，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文章认为，只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机构改革这三个“老大难”问题，打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关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

近来关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讨论,实际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同法律部门和学科的划分问题,另一问题是关于被调整对象本身,即“经济关系”的确切含义。例如有的文章提出“法律能够调整物质关系和意志关系”、“法律当然调整生产关系”……。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关系”的确切含义,也直接涉及到法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谈点肤浅看法。     

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时,要有战略性、长远性。“十五”期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等许多方面。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种植业结构和农、牧、副、渔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要处理好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资源型工业和制造型工业之间的关系与发展重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时,要有战略性、长远性。“十五”期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等许多方面。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种植业结构和农、牧、副、渔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要处理好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资源型工业和制造型工业之间的关系与发展重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     

区域经济国际化发展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以政府行政行为等主导的阶段 ,到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按照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发展的新阶段。由此 ,政府的角色应该从过去的“以改革促开放”转变到今天的“以开放促改革”上来 ,政府不再建企业而是建环境、不再投资金而是制定相关政策、不再管企业而是维护秩序。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应该以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本区域整个经济生活国际化为最终目标。具体通过与跨国公司共同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来实现上述目标     

先搞企业改革还是先搞政府改革

经济学博士、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魏杰最近提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不应是企业改革,而是政府改革。政府不改革,其它改革无法进行下去。 魏杰风趣而形象地提出了“爹论”:在中国,政府是企业的“爹”,企业是政府的“儿”。二者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劳。 企业本应是经济组织,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企业完全被行政化了,其特征有三: 一者,企业的地位行政化。有副部级特大型企业,司局级大型企业,处级中型企业。企业都在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立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已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我们从“抓大放小”“放权让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结构调整”,可谓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关阶段,所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立,有利于理顺国有产权,必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本文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入手,分析成立国资委的意义,谈谈如何更好地监管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