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参政——以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为例

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一方面由执政党和国家自上而下分配政治职位或荣誉,即进行旨在精英吸纳的政治安排,从而增强私营企业主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减少私营企业主的对抗,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阶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执政党的政策制定,满足自身团体利益需求,与执政党博弈:个体私营业主通过民间商会反映整个行业或团体利益诉求,扩大影响力;企业通过面对面沟通或公开提出诉求的游说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通过兼顾公私利益、代表自身团体利益的提案和议案表达诉求。私营企业主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轨关系同时存在,互相作用又互相博弈的双轨式的参政模式,即为"双轨参政"。     

西方国家公众环境参与的途径及其比较

最近20年来,公众参与成为西方国家环境决策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环境决策模式因公众参与而产生重要转变.笔者介绍和分析了当前环境参与的四种重要途径,即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焦点小组会议,通过比较研究分析这些参与途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局限.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增强了政策的正当性,推动了西方商议式民主的实践.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分析

随着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要求参与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应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包容各主体的参与意愿,同时保障其参与权利。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出发,当前地方政府决策行为中,在对参与公众代表的选择、对话协商的程序以及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失范行为。规范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增强其责任性,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基础与实现路径

公众参与司法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公众有序参与司法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我国现行公民参与司法制度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形式层面而实质参与缺位,这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的公众性低、法律规定范围内参与渠道单一、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基础主要体现在公众正义感与精英主义的平衡、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契合、体现协商民主的价值。但公众参与司法应受到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的限制。当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这两个方向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司法"双向互动"模式,而这一转型又指明了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论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在网络环境下,应着重围绕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等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     

一种新的对话思考: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政策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本文努力探索有效的参与途径,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加强政策自身的学习能力.     

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

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科学治理多元参与的典型模式有争端演化、边界组织和主体际协商模式等。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障碍及对策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它使决策更具合法性和执行力。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既有政策主体、公民素质的原因，也有参与途径和决策机制等因素的限制。文章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影响公民参与决策的各种障碍，并对这些障碍的克服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论"参与型"公众环境利益诉求机制建构——以H化工厂事件为例

基于H化工厂事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部门亟待完善公众参与项目决策中的环境权实现程序,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的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和真实,建立和实施环境利益诉讼制度,以及加强民间组织的参与以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环境利益诉求表达,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从而建构起一种“参与型”公众环境诉求机制,使得公民环境权可以真正依赖体制内的合法渠道,公平、有效地实现从应有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     

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基于两项跨度十年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社会化过程对公民意识和公民参与具有塑造和影响的作用,同时对于政治文化具有维持与变革的功能。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两个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来验证这一假设。统计分析揭示:代际差异是影响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最关键的因素。通过对比两年度数据研究其解释机制发现:环境意识借由社会化过程,逐渐从个体意识汇集成一种群体意识,进而内化为一种偏好,影响着主体的环境参与;而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目标的同时,也影响着初始自上而下的制度状态向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转变。     

政策学习的议题情境与组织模式——以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为例

复杂议题的政策制定需要构建议题学习网络，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信息，促进知识生产和应用，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从议题不确定性和知识需求两个维度，区分政策学习的四种类型，分别是集思广益型学习、委托研究型学习、利益协商型学习、专家讲解型学习，解析每一种模式的适用情境和功能定位。选择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进行案例研究，剖析决策系统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议题，如何通过有组织的学习途径增进认知，进而将知识生产转化为政策安排。议题不确定性和知识需求直接影响着政策学习的组织模式，随着不确定性降低或知识需求发生变化，政策学习的组织模式也要相应调整。开展政策学习需要区分议题情境，选择适宜的专家或公众参与机制，提高政策知识供给的效率及适用性。     

协商机制在预算审议中的引入:财政民主之程序构造

以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促进立法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公共预算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价值.作为财政民主的制度根基,公共预算内在要求扩大公民参与,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我国上海市闵行区的人大预算初审听证制度为探讨公民与政府协商沟通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范本,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协商机制引入预算审议过程,关键是通过法治途径确保预算公开,构建起公民参与财政预算的程序机制,最终实现对财政预算的民主控制.     

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公众的互动模式——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理论框架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中政策环境的复杂化、政策问题的多元化以及政策本身的价值追求,政府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仅凭官员一己之力已经难以科学合理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期待政策制定过程的重塑,吁求打破政策制定的“黑箱”,引入体制外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专家与公众纳入政策制定体制,形成“政府、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参与主体框架,这已成为发展趋势.当然,这还需要对政策类型和过程做出更精细的界定和划分,准确阐述参与主体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互动机制的构建,更需要在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做出有效性验证.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近年来,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由网络群体性事件扩展而来,而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公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机理具有特殊性。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阶段,属于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因而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治理面临严峻形势。在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趋势为基础,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