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苗族习惯法的传承与社会功能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法律以口耳相传、世代相袭;是中国南方民族目承法律文化圈中最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国时才以汉文记载习惯法。在无文字状态下,仍然有较为丰富和完备的实体性法律规范,“榔规”是通过隆重的“议榔”的“立法”程序进行,民事、刑事、种判理词是反映实际审判的“程序法”。苗族榔规的传承及法的普及,主要通过词师唱词,就案讲法、法理的讲解来实现的,充分区映体现了口承法律文化的特色。     

苗族理词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运用

苗族在传统的诉讼文化中，探索了一套独特的诉讼习惯法规范，并通过理词来解决苗族内部的刑事诉讼案件，理词是苗族习惯法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理词作为理师调处苗族婚姻纠纷的重要手段，为维持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成为苗族社会秩序中真实的法律样式。本文通过对解放前苗族内部发生的强奸、故意杀人、偷盗等案件的分析，探索苗族...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述评

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苗族习惯法以其“埋岩”、理词、契约、乡约、告示、寨老制等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黔东南是苗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聚居地,是苗族传统文化最为浓厚、风俗习惯与习惯法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因而,以黔东南苗族     

苗族理词文化与功能

苗族理词是苗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认识苗族历史、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具有"法"的性质和功能,是"理老"司法、执法的依据。理词这一口承文化经由人们诵唱、传播,其价值观深入人们的心灵,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规约。苗族正是依靠理词文化,在实践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当今苗族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浅谈《议榔词》、《理词》的社会思想

“议榔”是苗族人民集议重大事情的会议。各地苗族对“议榔”的称谓有所不同:黔东南苗族称为“构榔”;广西融水苗族称为“埋岩会议”,湘西苗族称为“合款”;云南金平苗族称为“里社会议”。“议榔”所订的公约被称为“榔规”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及功能

苗族在其长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足以保证他们生存的、纯属苗族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这就是鼓社、议榔、理老三位一体制。有的学者称其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一、鼓社组织鼓社,苗语称为“江略”。“江”是一片地方的意思,“略”是鼓,汉译全称为“鼓社”。苗族“鼓社”是其同源于一个男性祖先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是一个祭祀、亲属、政治、经济与教育的氏族外婚制团体。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     

看谁更胜一“筹”——苗族口承法状态下的纠纷解决与程序设定

口承法形态下的各民族都会在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设定诉讼程序和解决纠纷的方法,以在我国西南地区苗族村落中至今还能看到这种原生态诉讼文化的影子,很有典型性.苗族传统的诉讼文化中纠纷解决是通过理师的"摆古说理"来完成的.理师在厘清诉讼双方的具体责任和过错时以"筹"作为计算工具.纠纷裁定过程是以口头传承下来的"古理"和"先例"为法的依据,并形成了口传的"理词",使习惯法内容得以具体化、固定化.有些内容被编成"古歌",使法的传播范围更广.     

苗族理词浅谈

苗族理词,苗语称“佳”,也有称“力”有时“佳力”并称,都是“理”的意思,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口头韵文朗诵词。它内容十分丰富,有叙述万物产生、人类起源;有叙述人事纠纷的发生、调解纠纷矛盾的办法等等。其思想性很强,艺术性也很高。本文拟从这两方面谈谈,旨在求得读者的指正。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试论湘西苗族禁忌习惯规约

古人云:“入乡问禁”、“入乡随俗”,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尤被尊重。为什么要问禁、随俗呢?原来民族地区的禁忌就是“法”。违禁被看成是违法。同样,民族风俗习惯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败俗也被看成是违法。只有问禁才能知法,只有随俗才是守法。湘西苗族禁忌是苗族习惯规约和行为规则,是苗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区域性的苗家意志的反映,并通过管理机构确认的、以禁忌形式出现的习惯法,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

苗族古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习惯法研究的视角可分为神话类古歌、历史类古歌、诉讼类古歌和婚嫁类古歌四种.苗族古歌反映本民族传统法意识、独特的"议榔"制度、婚姻制度变迁及继承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真实记述了一些诉讼案件的过程,传递着丰富的习惯法文化信息,古歌与苗族其它口传作品在习惯法的传承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试谈融水苗族“埋岩”

试谈融水苗族“埋岩”贺明辉苗族“埋岩”，苗语叫做“依直”，属苗族治理社会的款规。在融水、城步、靖州、绥宁一带称为埋岩，黔东南苗族叫议榔，湘西苗族称为合款，它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埋岩”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既是古代苗族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又曾是...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的民俗学评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是当代社会背景下民族村寨维护社会稳定或调整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苗族村寨议榔传统习俗的当代传承,是政府、学会、民间三方合力互动的结果,是主流文化参照下的民俗文化革新。当代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对民族村寨移风易俗、和谐发展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苗族“巴岱”初探

在湘西苗族聚居地区,过去有一批通古晓今、心地善良、行为公正,深受苗族人民尊重的“巴岱”。“巴岱”苗族人用汉语称“苗老师”或“苗祭师”。在苗族地区的若干“巴岱”中,分成“文武两教”,“巴岱熊”属文教,做法事的祭词全用苗语讲诵;“巴岱喳”属武教,祭词用汉语讲诵或部分用苗语讲诵。有的“巴岱”身兼文武两教。多数“巴岱”懂得医术。“巴岱”在为苗民们做消灾免难、解除疾病、生男育女、降福降寿之法事时,坚持“神药两解”原则,既诊脉、按摩、服药,又做敬祭祖先、求助神灵、驱鬼捉妖的法事。因此,治好了一些伤、病人员,显得祭祀法事的“灵验”。“巴岱”在苗族社会中,深得苗族     

苗族“歌棒”上的文字符号浅析

苗族“俗无文字,交质用竹木刻数寸,名为刻木”。(《乾隆·镇远府志》)的确在文献志书上很难找到苗族有文字;在平常的交谈中也认为苗族无文字。但在苗族古歌《开亲歌·刻木》中,就保留了苗族原始文字符号,并有实物歌棒。歌棒长约一尺五,三十多个文字符号。关于这些文字符号的历史至今没有得到考证,但它却随着苗族古歌流行在民间已经很久了。     

《洞仙歌》(冰肌玉骨)公案考索

关于《洞仙歌》（冰肌玉骨）词的原创作者，历史上聚讼纷纭，有苏轼作、孟昶作或花蕊作等说。至论体裁，又或称诗称词，莫衷一是。更兼文献传抄，辗转致误，遂成千年公案。本文从文献源流及各种歧说产生的历史背景着眼，认为提及孟昶原作的最早文献就是苏词自序，后出的种种说法，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傅会而成的。因此，所谓孟昶或花蕊夫人原作，皆属向壁虚造，不可采信。     

黔东南雷山地区国家法与苗族习惯法关系研究

国家法和苗族习惯法一直处于一种互相磨合的状态中,有国家法对苗族习惯法让步的情况,也有苗族习惯法补充国家法的不足并不断向国家法靠近的情况。不能将苗族习惯法看作法治的对立面,必欲遏制或以现代法取代之。从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而言,苗族习惯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在内容上与国家法有冲突的习惯法是在国家法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存在的,同时这种习惯法符合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当地人认为其存在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