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校《仪礼》不从误字、衍字、倒文、坏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两种本子在长期传抄过程中都难免产生误字、衍字、倒文、坏字。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凡遇误、衍、倒、坏之字则皆不从,而必择无误之字从之,而不论其为今文、古文,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校勘精审、错误较少的《仪礼》,并流传至今。本文尽索《仪礼》中郑玄所不从之误、衍、倒、坏之字例而一一考辨之,以明郑玄之所以不从之由。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项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三项原则,即“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作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两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先秦古本《书》的流布已经较广。西汉伏生始传今文《书》二十八篇 ,逐渐形成欧阳氏与夏侯氏两个主干派别 ,并衍生诸多支脉 ,今文学达于极盛。东汉今文《书》由盛转衰 ,不再固守师法 ,而古文《书》学越来越多地为朝野所重视 ,地位趋于增高。马融、郑玄为杜林漆书作传作解 ,进一步促使古文《书》学显扬于世。两汉《书》学演化的主要意义在于 :一、今文二十八篇得以写定并传世 ;二、保存古《书》许多残文散句以及最早一批经注经解 ;三、《书》学的今、古文之辩和其他若干问题的论争均萌生于此时     

帛书《易经》今古文字考

帛书《易经》文字有用今文者,有用古文者,亦复有同一字今古文混用者。这表明先秦典籍流传到西汉以后,确实存在以今文定章句、明通假而改古文为今文的情况。但这种改易大抵以弟子能够读懂为依归,今古文并不判若水火,更无是非之分。汉哀帝之前的学派争执完全反映在今文一系内部齐学与鲁学之间。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试论郑玄对我国古代文论的贡献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著名经学家。他遍注群经,虽以古文经说为主,但兼采今文经说,集汉代经说之大成。郑玄平生著述极丰,以《诗经》注解为例,除作《诗谱》外,还为《毛序》、《毛传》作了笺释。他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略述郑玄校勘《三礼》所遵循的原则

《三礼》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异文。东汉末年的郑玄在为《三礼》作注的同时,也对这些异文作了校勘和取舍。其取舍异文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习用易晓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不轻改字的原则（在《仪礼》中则为存古字的原则）。郑玄校注《三礼》的目的,是为使经义得到准确表述,而又明白易晓,且于每一字之取舍,既考虑其用之于此是否合理,又考虑其字是否符合规范,同时竭力保存古字古义,以期尽量恢复礼书初本之面貌。因此经过郑玄校注的《三礼》能够成为当时最好的本子,且一直流传至今,而其校勘《三礼》所遵循原则,也可为今人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阐释古代典章礼仪,窥测传统文化习俗,阐发文学思想,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都能穷源溯本,援古证今,反复参考,戒发空论,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