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居民数字化渠道选择

考察农村居民信息渠道选择的行为和意愿的特征,并从社会与经济资本、信息资本和信息资本障碍三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数字化渠道选择的因素,探索如何培育“数字农民”。研究表明：总体上,大部分农村居民仍倾向于通过传统信息渠道获取信息,但较多农村居民有向“数字农民”发展的意愿,乡村宽带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数字乡村建设要充分尊重现实,考虑新技术如何为传统信息渠道赋能。政府要重新审视信息服务机构的功能和运作方式,通力合作,加大针对农村居民的互联网培训, 改善外部环境,扫除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各类障碍。     

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始终没有变,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是历史性与具体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深刻理解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从“何以可能”的视角看,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乡村振兴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从“以何可能”的视角看,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指引,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引领乡村振兴明确“为谁振兴”“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如何推进”等问题。从“意指何在”的视角看,通过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难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沿革: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利益协调与激励兼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公共选择视角,考察近代至今的中国乡村发展建设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在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必须注意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注意解决二者的利益协调和激励兼容.这一结论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注意解决公共投入与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的匹配问题,应将强化乡村治理的组织资源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并且积极培育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资源.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从理论上看,新公共管理有七大原则;而从实践上看,它有五大模式。从公共行政价值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追求效率和目标的西格玛型价值;从公共行政传统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一种威尔逊传统和杰佛逊传统的综合;而从公共行政范式的角度看,新公共管理代表了最新的范式变迁。新公共管理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责任体制。因此,公共行政的发展应当整合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积极贡献。     

公共化的设计--谈城市公共雕塑与环境

城市公共雕塑注重与公众的互动、与环境的协调变化 ,它是根据艺术家的想象力和环境空间的诸因素 ,合理地进行构想设计 ,创造出一个与公众环境互动协调的艺术空间来 ;同时 ,强化环境的特质 ,激发环境的生气与活力。城市公共雕塑与公众、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城市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     

公共行政中的公共事务界分

公共事务是与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共同利益相联的各种活动。公共事务属于社会事务的范畴,它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共享性和非营利性等基本特征。公共事务的范围界定标准是多维的。社会公共需要是界定公共事务范围的根本依据。公共事务的内部结构可分解为不同层面或部分。     

论公共利益的公法保护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研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公权力侵犯的事例屡屡发生,而各种防控措施都要么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要么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建议应以法律手段为主,而不应以政策等手段为主,应以程序法为主,而不应以实体法为主,来保护公共利益使其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并科学理性地制订保护公共利益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之公权力运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发展不确定性和处置紧迫性,需要运用以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权力应对。法治通过规制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发挥重要作用。行政权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适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期限特定和高效原则。刑事司法权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除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原则、罪刑相当原则这三大基本原则外,还应对涉及公共事件的犯罪进行及时打击,也有权在量刑上予以从重处罚。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财政还是公共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被边缘化的农村既不存在与城市类似的财政安排,也不存在基于私人自愿集体行动的公共选择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公共财政的资金投入或制度导入,还是乡村治理的改进都有益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战略在当前至关重要,但在政府行为战略性推进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农村自愿集体行动组织,并避免业已自发形成的自愿合作秩序受到“理性自负”的冲击和破坏,从而兼顾均等化战略所产生的一次性社会改进与长期性社会改进机制的培育。     

论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信用构建

本文从公共生活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入手,探讨公共生活与公共精神、公共信用的关系,探索“公共本位”生活中的公共信用构建路径。     

哈贝马斯:公共关系、商业广告与公共领域的变迁

哈贝马斯首次从公共领域的独特视角对商业广告和公共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广告基本上是一种销售工具,公共关系可以制造、巩固品牌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其错误则在于,他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质的差别,并确信公共关系会导致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其批判理论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