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时间境域与现代性意义

鲁迅的小说有一种“执着现在”的时间观念，这一时间意识建构在空间作用于物理时间，而导致“现在”时间缺席和不在场的本体基础上。鲁迅采用“过去”、“将来”当前化的时间形式，新构了以“现在时间”为核心，“过去时间”、“将来时间”为参照的时间场域，这种“现在”时间意识与文本所生成的意义结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和介入作家个人时间的觉醒，这种主观时间的绽出与确信具有现代品质，其现代性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城市叙事中的时间母题

现代性是关于时间意识的观念性阐释,而城市则是现代性的载体与集中呈现。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紧密相连。时间,既规训了城市的演变和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也造成了城市文学叙事的多元化与异质性。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叙事,一定程度上就是作家关于时间的体验与想象性的表达。时间成为文学中城市叙事的母题,同时母题有关时间的不同表达方式也带来了城市叙事审美上的嬗变。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巴金:离家与回家--巴金作品中的恨世者与现代性时间观念

在巴金的创作中 ,时间观念是断裂的、单向进化的 ,它区别于古典的亲和性循环时间。受这种现代性时间观念的支配 ,现代性的时间怨恨表现为两种形态 :弱者的没落意识与强者的奋求意识。巴金文本中表现的现代性伦理悖论———“青春是美丽的”与“牺牲的意义何在” ,只有在独特的现代性时间背景中 ,才能凸现其本质。巴金的时间转向 ,是通过对“在家的时间”与“离家的时间”来重新诠释尼采“永恒回归”主题的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时间的静止与叙述的自由--废名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探询

论文探讨了废名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的内在关联,在现代小说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其独特的意义与贡献。     

现代白话叙事的语义逻辑和生命场域

“现代白话语言/生命场域/时间”三位一体,在现代主体的反思观照中形成意涵丰富的纲领句式,并作为叙事逻辑框架统率整个叙述,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特质。现代白话常常融入欧化的、能包容复杂意涵的句式;在时间的断裂中,中国现代叙事主体入新出旧;叙述对象兼处现代时间断裂中的不同生命场域———理想与经典的现代白话叙事正是对这三者的整合。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故事如何新编——论《故事新编》的时间诗学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异质性使小说时间观念呈一种立体的无序延宕,造成了小说艺术表达的张力。《故事新编》立足于此在的生命时间,有意淡化消融近代小说对历时性发生的线性叙述。鲁迅在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通过小说文本中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对历史进行了充分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再创造。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市场经济与高校科技产业

把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体系的完善这一历史条件中加以考察,提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高校科技产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及可采取的对策。     

花卉语言及其运用

花卉语言是人类语言中一种美丽的语言,不同国家和民族所使用的花卉语言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自己的民族特色。花卉语言作为人类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部分地承担了交流媒介的作用,广泛使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