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闻证据规则及例外--兼谈传闻证据规则不宜"传来"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证据法，就是否需要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这一点上，有人主张移植该规则。然而，经过理性反思，我们发现传闻证据规则国设立了相当多的例外情形，已显得繁琐而复杂，并又与我国的诉讼模式、法律传统存在相斥性。因此，传闻证据规则不宜“传来”，但可借鉴其合理“内核”。     

传闻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传闻排除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最古老、最复杂、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持传闻排除规则的传统观点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多方质疑,并且对传闻证据的发展趋势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从对传闻排除规则的传统支持理论进行反驳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它,进而得出传闻排除规则的发展将是一个越来越宽松的状态,并可能终将走向灭亡的结论。     

论传闻法则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比较优势

作为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传闻法则近年来虽然对传闻的限制逐渐放宽,但其根基并未动摇。为了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书面审理方式使用率高这一难题,法学界目前存在着引入传闻法则和引入直接言词原则两种不同的方案,其主要分歧是我国是否存在传闻法则发挥作用的条件,实质上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力度。较直接言词原则而言,传闻法则较好的保障了被告人对质权,其比较优势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不断显现。     

理性对待传闻规则

传闻规则是普通法的产物,在保障证据可靠性与当事人对质权利方面具有相当合理性,适合以证人为中心的对抗式诉讼结构。大陆法系具有不同于普通法的诉讼制度,多数国家没有移植传闻规则,对传闻态度较为宽松,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机制发展完善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在保障实体真实的同时兼顾程序权利。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制度远离普通法,而近似大陆法,传闻规则在我国不具备移植的土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传来证据规则是我们的选择。     

对质权与传闻规则的耦合与分离——以美国最高法院克劳福德(Crawford v.Washington)案判决为中心

权利保护是认识不同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视角,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被认为是公平刑事审判的普遍特征并为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所推崇认可.在宪法性对质权的诞生地美国,其最高法院在克劳福德案判决中分离对质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根本性地变革了对质权理论,将对质条款适用到所有的证言性陈述,而不管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标签.从权利保护的视角分析,此判例在如何对待具可信性的传闻证据以及认识对质权不同于传闻规则的独特功效上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本质特征、即对陈述人而言 ,他并非亲自感知案件事实 ;对诉讼当事人而言 ,他们无法对传闻证据进行交叉询问 ,两大法系均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 ,英美法系认为传闻证据会剥夺当事人的询问权 ,因此确立了传闻规则 ;大陆法系认为传闻证据有违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确立传闻规则具有必要性 ,解决证人不出庭问题 ,并提出初步设想     

传闻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理由

传闻规则是英美法系最重要的证据规则,其理论基础是陈述基于其生成机理,存在不可靠的危险性;而传闻作为经过转述的陈述,不可靠的危险性更强.其立法理由是作为传闻的陈述的不可靠性由于宣誓、直接审理和交叉询问的缺位,无法得到有效排除.但在满足"可信性的情况保障"或者"使用的必要性"的情形下,传闻得以例外地具有证据能力.     

论美国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

所谓美国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简而言之,就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传闻证据不得采纳。传闻证据是指用来作为证据证明待证事项的真实性的陈述,但它不是陈述者在审判或听证作证时所作的陈述。传闻证据的规定适应陪审制度、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以及交叉询问的需要。当然,传闻证据亦有诸多例外。     

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规制略论

庭前证供是庭前证人证言和庭前被指控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总称,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是指庭前证供作为一种证据被法庭所接受的资格。英美法系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问题进行了规制。其中,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规则等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规则进行完善。     

论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

证人出庭率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证人庭前陈述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的约束,导致法官普遍以证人庭前陈述定案,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规则。国外在证人庭前陈述证据能力规则的设置上,存在传闻证据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我国宜选择传闻证据模式,但同时应当借鉴直接言词模式的成功经验。以此为指导,应该分证人出庭与不出庭两种情况,分别对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规则进行具体建构。     

略论欧美法治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欧美国家人治与法治斗争的历史,法治的确立和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是一种能够平衡国家治理的需要与公民权利保障的最佳途径.欧美政治文化中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理想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法治由最初单纯的治国工具演变成了包含丰富人权内涵的政治理念、制度模式和社会实践,并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具体法治形态,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欧美法治传统的变迁,对中国践行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的法律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深远影响,受其巨大惯性的驱使,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化法治的转化、创新显得相当困难,深入分析其特征有助于我们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     

82宪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8 2宪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宪法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82宪法确认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 ,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法治功能和价值 ,特别是 99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82宪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缺憾 ,这与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必然会促进 82宪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 82宪法的不断完善又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更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法治:概念及其实现——兼答几位法学界人士的质疑

法治建设核心点是培育国民为人格、法权主体;实现法治是个历史过程,要付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法治至少须具备六方面前提——动念贿赂法官或审判前向法官"做工作"的人或事极为罕见;全民把法律看作神圣的,不再从功利角度视法律为手段,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为职责;作伪证的人或事极为罕见;人们恪守规则,建立起无条件服从规则的意识;公民成熟为自由的——意即学会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公民对社会责任有高度自觉。法治内涵的理念——发展公民人格性,人格性生于自由意志反观自身、互观他者;实践上须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齐头并进。法治建设要注重治心。     

规律视野中法的本质探讨

在中西方文化中,各种法学学派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和认知都有很大的不同,至今理论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使法治的选择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成为人类普遍的选择：纵观历史,从古代宗法制度到现代法治,从人治到法治,反映了人们对法的规律的认识的加深,因此,也揭示了法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如同自然界有着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的规律亦有其客观性.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