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于歌辞作品当中,同时于一般诗歌和变文等诗体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程式的使用在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本土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但尚未表现为普遍特征,其作品一般篇幅不长,构成也较为简单,这些都与敦煌文学中的程式表现大相径庭。研究认为：敦煌文学作品与佛教的亲缘关系,敦煌写经中对中古汉译偈颂程式的充分反映,皆表明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源于汉译偈颂。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汉译佛经偈颂这一行为,使《诗经》时代的口头诗学传统在经历了中古文学数百年的断层之后,重新在作家书面文学领域获得了部分的继承和发扬,而敦煌俗文学则正是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初太祖、太宗朝翰林学士群体白体诗作考论

宋初太祖、太宗朝的翰林学士是宋初白体诗创作的生力军。他们清贵显要的政治地位,通俗流易的文学好尚,对形成以颂美应制、富贵闲适与平易通俗为特征的白体诗风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身份、个性及才艺偏好的差异使得太宗朝白体诗风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从而丰富白体诗的内涵,并预示着宋诗未来发展的方向。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从“西昆体”的成败看唐宋诗之转折

“西昆体”与宋初朝廷提倡文治的文化学术风气之间的渊源,可以吴淑《事类赋》及丁谓《青衿集》为个案证实。与之相应,“西昆体”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是“白体”的精致形态,难以企及“义山体”的艺术及思想高度。西昆体步武“义山体”后尘却终告失败的结局,表明宋代诗歌处于一种与中古政治文化、学术氛围都有本质不同的新局面,已经不能再遵循唐暨唐前诗歌独特兴象境界的路径延续发展。这个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唐音、宋调之分野。     

晏殊词之“及时行乐”主题初探

晏殊是宋初著名宰相词人,"及时行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有涉及的文学主题。在考察晏殊词学创作之时,发现晏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几乎可以目之为表达晏殊文学思想的一个符号,它承续了前代以来指向内心诗酒声色之欲的特点,反映了在广袤的时间面前对生死的忧惧;同时也表达了晏殊在有限的人生和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活中,寄情山水自然,为找到安顿内心的路径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研究晏殊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对于理解晏殊的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晁迥与宋初文学

晁迥是宋代文学世家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早年写作白体诗,同时又追求一种“洪丽”、“雄富”的文学理想;他与杨亿是志同道合的僚友,其西昆体诗折射出他“修洁”的人格情操,是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其漫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了宋初主要的文学浪潮,基本上代表了宋初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学界对宋初文学的一般认识;其诗文与时推移,递有嬗变,把他单纯地当作白体诗人或西昆派都显偏颇。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唐代“颂体诗文”诗史价值重估

受到诗论家道德批评的制约,唐代"颂体诗文"在诗史上的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然而这种由许敬宗创立的诗体,在实际创作中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颂体诗文的出现是由宫廷文学的基本需求和功能定位决定的,其突破不仅体现在体制容量与表现维度的扩大,而且重新确立了颂美型作品中"情"与"刺"的价值。重估其诗史价值的目的在于发掘颂体诗文在普及初盛唐诗歌过程中的作用。颂体诗文通过对简便易行的创作范式的提倡,使初盛唐人迅速掌握了写作宫廷诗文的能力。颂体诗文所倡导的肃穆典雅的审美感受与严肃政治的契合,使得唐人重新掌握了以诗歌介入政治生活的能力。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论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

北宋诗文革新中存在着"乐"主题发展的过程,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也是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发展的反响。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借由"众乐亭"唱和而提出,经由西湖十洲的吟咏达到鼎盛,而在南宋实现转型,由凸显政绩、循吏转向摹写老百姓的民和年丰。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体现出对范仲淹、欧阳修所提倡的忧乐先于天下、乐道以忘忧思想的践行,是对士林风气与诗文革新的积极响应,平衡了四明文人的出世与入世矛盾,推进四明园林景观向民众开放共享。四明物质基础的相对富庶、地方官吏相对优越的从政条件以及优游道艺的文化土壤,使"众乐"书写在文学景观中贯穿始终。     

从远方来,到远方去——纪尘小说的“女性成长”与“行走”主题

纪尘是广西文坛"四才女"之一,瑶族作家。纪尘的文学书写,有着一种心灵的穿透力,它汇集了一种内在的力量,是一种收缩于内心世界的女性书写,且贯穿着寓言化叙事的新视野。作家文本中的"女性成长"与"行走"主题,既着眼于人类最本质的孤独,又显示出其良好的文学才华与创作修养。     

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

中唐政治首先出现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崇文倾向对中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倾向因唐末五代战乱而暂时中断。赵宋太宗、真宗两朝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宋初"内外制"词臣在文学创作中便自觉地将"当代"与中唐联系起来,把白居易当成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成熟的"中年气质"最终成为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对于宋诗承继中唐诗歌之精神气质问题的考察,不妨说是对传统诗史"唐音宋调"说的一种实证,也是在文学层面上对史学界"唐宋变革期"学说将中唐作为中古、近古之分界的一种回应与互补。     

《海华沙之歌》的程式*

米尔曼·帕里研究荷马史诗的一大成果是提出了“程式”这一概念，他据此认为荷马史诗与口头传统密切相关。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在《海华沙之歌》的创作中主动借鉴欧洲史诗的口头传统与格律，匠心独具地使用印第安术语，将这三者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系列程式，既革新了英语诗歌语言，又赋予了英语诗歌浓郁的印第安色彩，使《海华沙之歌》获得了迥异于英式诗歌的独特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美国性。朗费罗将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本土文化元素完美嫁接，践行了他提出的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理论主张，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清代女诗人的佛道之风及其文学影响

清代女诗人皈依佛道、顶礼膜拜仙佛的情况很普遍，这多是她们在遭遇了人生大变故、生活极不如意的境况下发生的。她们用宗教信仰来填补自己的精神苦闷，不断进行自我调节。而且，这种风气对于她们从事的文学书写也有一定影响。一方面丰富着文学语言，拓展了诗词境界；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消解着她们的创作激情。     

试论宋初古文家田锡的诗学思想及创作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其实田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思想,在诗歌内容上,他主张反映现实,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在诗歌审美上,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在创作手法上,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如此等等,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田锡诗歌在宋初诗坛地位也颇高,他诗歌内容丰富,既有表达闲适之情的应制酬和与诗酒赠友之作,也有关心政治民生的政治咏怀与人生感怀之作,诗歌风格与创作手法多样。他应是宋初部分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浅议唐朝尚武之风向宋朝崇文之风转变的缘由

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在社会风气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唐时盛行的尚武之风至宋时已渐为崇文之风所取代,崇文精神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孕育这种风气转变的原因,除传统观点认为的宋初统治者为防范"陈桥兵变"再演和铲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隐患而采取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外,还应有科举仕进之风的盛行对武功进取风气的弱化;宋朝守内虚外政策实施的客观影响;程朱理学兴起的消极作用等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文学中的“苏联”叙事刍议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苏联”叙事主要呈现出政治祛魅的特征：褪去神圣光环的十月革命、正义性遭受质疑的卫国战争、被消解的乌托邦神话体制等在文学中得以书写。作家通过这种陌生化的手法诉说历史之痛,解构苏联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变迁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人性书写经历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人性书写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性书写转化。这个过程既与中国古典人性意向相悖,又在某种程度上向其回归;既移植着西方人性话语,又修正着其与中国传统人性话语不相融合的部分。但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没有弄清中国古典人性话语和西方人性话语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一直陷于两者的困惑和牵制中,至市场化年代,走上被利益化和欲望化所控制的极端。在中国市场化意识形态与现实生存紧密一体化的语境中,文学仍然迷失在现实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人性空间和书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