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南冥学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

曹南冥是韩国李朝著名理学家,其学说被称为南冥学。南冥为学,主反己修身,诚意正心,笃实践履,力避空谈心性天理,既合东方儒学的基本精神,也切中时弊。从南冥学的为己之学、内圣外王和宋学思维方式等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南冥学是朱子学的分支,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曹南冥是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的程朱理学在韩国的典型代表。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赵秉文理学思想研究

赵秉文的理学思想主要包括道统论、道体论和明道论三个部分。道统论表明了赵秉文对儒学学术传承统续的理解,明显有调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倾向;道体论也即哲学本体论,是其对万事万物的根据的理解,也是道德实践的最高根据,具有内在的矛盾,即道与道德价值的分裂;明道论是赵秉文理学修养功夫论,是道德实践的具体步骤,有明显的教化作用。     

陶渊明的田园诗与儒学传统

在玄佛盛行的东晋,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却以儒学为根本。他在诗文中表达了志在兼济、心怀王道的价值取向,也讴歌了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等人生境界。他在对儒学的历史反思中,还流露出了强烈的道统意识。陶渊明思索并体验过的一些问题,成为以后宋代理学中的重要课题。     

魏裔介的道统论

明清时期,对儒家道统传承脉络的整理蔚然成风,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知统翼录》便是其中一家。他认为,儒家道统就是见知闻知之统,颜曾思孟见而知之,周张程朱闻而知之,儒学就是通过见知闻知而传承的。他批判了佛教、陆王心学和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魏裔介列出了48人为道统传承者,其时间跨度是从传说中的伏羲到明末。在对道统具体内容的梳理上,他主要抓住了三条线:1.易的传承;2.中庸观念的传承;3.心性观念的传承。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姚燧的文学思想

姚燧是元前期著名散文家,其文学思想是在传统儒学和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儒学是他复古的动力,使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和价值,以"高古"为尚,有浓厚的返古色彩;文学是他认识的大范围和自身特性;理学促成了他的这种认识,也限制了他的文学创作,使他重视思想认识,推重"性情之正"、"气粹而正",并以此来厘正文坛的意义。在元代散文发展中有代表性。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廖平经学视野中的宋明儒学

廖平经学有其独特的政治视野。从这一政治视野出发,廖平对中国古典政教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他批评宋儒尊孟贬荀不得其真,误解《大学》"修身"之旨,昧于时势错认"道统",先知后行,颠倒人天。这些批评既是针对宋明儒学内在的义理结构,又涉及到宋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思考当代儒学的发展如何超越宋明儒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唐寅咏花诗

像唐寅这样以毕生的精力和众多的篇目来写“花”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他不仅爱花、寻花、赏花、吟花 ,把花作为客观之物和描写对象 ,更把花视为生命之物和有情之物。他把花视为知音 ,与花共悲哀同欢乐 ;赞美花的节操、精神、品格 ,暗寓自己的人格形象 ;他借助于花事遭遇 ,抒发自己的不遇之慨、生命之叹、寂寞情怀、人生苦闷 ;把美丽的桃花坞作为自己灵魂的寓所 ,借以保持自由的人身、独立的品格、不屈的精神     

以明道为究极: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重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更多还原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从“学而时习”到“静坐穷理”——儒学的笃行精神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弱化

"学而时习"展现了先秦儒学的笃行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关联着儒学的实学性,儒学因其"为己性"与"事功性"而彰显实学品格,此品格之落实则在于笃行。然而,在宋明理学那里,由于其论学重点向"静坐"和"穷理"的"逻辑性"转移,笃行精神因此而被弱化,宋明理学便也难免背实蹈虚和流荡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