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引发因素、传导机制、演化特征及治理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健康安全。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因素构成的自然性因素与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构成的人源性因素所引发的,并且以直接或间接传导方式沿着供应链运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诱发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等特点,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一个国家或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内在地取决于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伴随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进程被大大加速,风险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既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已经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演化逻辑——基于治理网络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是应对危机的现实需要,又是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向.参与的发生依赖于关系纽带的连接:个体层面依赖于感情纽带,组织层面依赖于职能纽带,社会层面依赖于责任纽带.参与的类型包括自发型和引导型两种类型.自发型参与源于微观层面的感情纽带,表现为危机管理中的自组织现象;引导型参与是在责任纽带或职能纽带的作用下产生的,是由组织载体和明确目标引导驱动的.参与的类型影响着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诉求导向、运行过程和动力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演化轨迹和转型模式.自发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内部的合作,一般经历“生成→扩展→进化”三个阶段,由于进化方式的不同,或者解体,或者改组;引导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之间的协调,其演化轨迹就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危机管理系统构建合作网络,从而消化异质、处理噪音、纠正偏离的过程.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养老服务政策文本:一种分析框架简

改革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红利,政府通过设计和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对应对当下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中国养老服务政策进行宏观审视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根据政府的参与程度,对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划归：强制型政策工具、复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并结合该分类假设,对当下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简要评述,认为该《意见》倡导和启动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复合型政策工具,在养老服务领域开拓了政府改革的新格局。自愿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之间的柔性安排,给各级、各部门留足了政策创新的空间。随后,从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活动领域维度、政策活动类型维度,建构出养老服务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模型。最后从政策目标确定、工具特性学习、市场化与社会化工具的运用、利益者需求导向与工具调整等方面,提出各级政府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方面的建议。     

西方住宅消费保障制度研究

住房消费保障制度是对市场化住房分配机制的必要补充 ,也是国家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住房资源配置中 ,政府和市场分别发挥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从西方住宅消费保障的演变发展规律看 ,西方住宅消费保障政策既基于公平的角度产生 ,又基于效率的需要而发展。本文从社会公平、社会效率、经济效率三个角度研究了西方住宅消费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 ,得出了完善我国住宅消费保障制度的一些启示。     

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治理模式变革与经济发展

最近10年,经济转型呈现出从繁荣到危机的路径演化轨迹.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暴露出转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过程中累积的治理危机.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需要对原有治理模式作出深刻变革和调整.其核心任务是重新定位国家角色,培育和增进国家能力;建立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依附性发展模式,增强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以综合性的社会政策整合社会秩序与扶持社会发展,为转型深化和经济发展奠定和谐稳固的社会基础.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民间生态政治运动促使西方国家生态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直接内化为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外化为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环保行为的塑造和环保文化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污染相伴而生的中国现实亦迫切需要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相应提升。当然,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涉及政府内外系统的诸多要素的形态、现状和走向,难以一蹴而就。内系统要素主要包括价值观、纵横向权力关系和政府官员;外系统要素既涉及公民社会和市场领域的诸多主体,又涉及域外的国际合作。     

发达国家审计发展及其对中国审计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成果。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离不开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审计发展经验。本文考察了国家审计立法型模式、司法型模式和独立型模式的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三国国家审计发展过程及其政治意义、国家审计的制度环境与运作机制,从发达国家审计发展经验总结其对中国国家审计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作为中国政府财政责任控制工具的国家审计,应当适应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制度环境协调,形成审计协同治理体系。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管制问题初探

与西方国家的食物产业化同步发生的"营养革命"使食品行业开始崛起,成为各国政府关注人民生命健康,推行社会民主福利政策的重要领域.一旦行为有益于一个群体而损害另一个群体的时候,伦理问题就会出现.食品的选择产生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它促进个人或群体的健康而与别的考虑相冲突.文章尝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去分析在充满着伦理和政治难题的食品行业中,政府作为规制者应如何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做出决策.     

草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我国和西方城市社区发展的比较研究

社区发展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基层场域。本研究从理论上比较分析中国和西方国家城市社区发展的概念、背景、历程、运行模式和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作用。对社区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社区发展的本土性发育进行总结。进而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作用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社区运行体制要应对全球化发生转变;从行政一体化社会逐步向现代治理格局过渡,构成中国城市社区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引导着一种大社会、强政府的格局,是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的相互协作,其所要求的大社会的良好发育、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社分开、市场体系的发育、市场和社区合作关系的发育,对中国社区发展的深化和改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地方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习型政策变迁 ——基于渐进和强制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

人类社会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其中理性和学习两个要素、渐进和强制两种类型贯穿始终,由此产生基于渐进理性和强制理性的不同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商互动,建立了一种常规且良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以网约车改革实践应用分析其具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相关特征.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体现"间断—均衡"、"诉求—结果"和"冲击—回应"行为机理,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应用分析其具有"邻避冲突的突发性、政府回应的临机性、决策改变的消极性、项目承接的共谋性以及环保体系的变革性"特征.两种政策变迁路径的机理和趋势均有不同,同时在政策合法性、学习的动因条件和机制效果等方面亦有差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动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中长期治理目标,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必须得到重视和发掘.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

协同治理是伴随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呼唤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动关系,而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应当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官民互动合作之路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医改”的政策学习与政策工具——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新加坡经验

中国正在进行的公立医院改革应该立足中国实践基础,更多借鉴亚洲国家的改革经验.比较政策分析应该导向更有效的政策学习.新加坡1980年代开始的公立医院改革,与筹资改革相配套,以公司化为主要内容,在保证政府对医院产权所有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工具,重组医疗领域的各种激励机制.在财政投入方式、供方支付方式、法人治理机构、政府监管方式和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说明,对于医疗服务这个存在天然性市场失灵的领域,要达致资源合理配置,让市场发挥作用,必须以增强而不是削弱政府的调控力为前提.政府应在保持公有产权和必要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