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南方局争取中间势力的实践及其贡献

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重要"政治砝码",其政治倾向的向背是反映抗战时局和中国政局走向的"晴雨表".抗日战争中后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结庐在虎穴",对聚集在西南地区的中间势力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的统战工作,通过广交朋友、推动联合、开展合作等方式,争取了广大中间势力在抗战后期的"一边倒",即倒向共产党一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的统战策略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中间势力"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开展了团结中间势力的一系列工作.历史证明,争取"中间势力"策略的制订有力地促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的研究仅局限于对国共合作的考察,虽然不少学者也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全民族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也提到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但根本却都未能摆脱国共合作的形成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模式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本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除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之外,还存在一个日益发展起来的代表广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广大中间阶层利益的中间政治力量,即中间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它们连同一定程度上实际以自己的军事力量独霸一方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一起,共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九一八”后中国社会一股极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们提出了不同于国共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主要领域都担任了不同于国共的政治角色,对“九一八”后中国社会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湖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共产党倡导下，迅速团结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处国民党统治区的湖南，受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抗战初期救亡运动异常活跃。但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统战工作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第一阶段（1935·12──1937·10，何键主湘期间）：冲破压力，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发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日本侵华和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新形势，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西安事变加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中共湘鄂赣省委在书记涂正坤的主持下，多次开…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论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作用

文章认为，中间党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产党的重要友军；中间党派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间党派掀起的民主宪政运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抗战时期南方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抗战时期南方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孙金伟在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一员，而中间势力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中间势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重要内容。研究市方局在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斗争中的伟大实践和卓著贡献，对于缅...     

皖南事变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集中表现。事变前后 ,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完成了一个由孤立分散而至政治结合的联盟过程 ,其主要表现是由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政治结合给予了积极支持 ,因此是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体现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使命与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民众,成为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更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共南方局紧密配合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定地维护国共合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论抗战时期毛泽东争取中间力量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力量的思想是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 ,进一步提出要争取中间力量 ,必须发展进步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 ;必须扩大中间力量的对象 ;必须实行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自此 ,中间力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 ,逐渐成为一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的政治力量 ,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打下了基础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