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以美国经验为参照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争议在美国主要呈现为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的法律规制之间的平衡问题。1968年的金斯伯格案、1978年的FCC诉太平洋基金会案和1989年的赛博通信公司诉FCC案即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宪法规则和合宪性审查标准,其中尤其突出了言论传播媒介的特点对于法律分析的重要性。网络时代的言论表达因表达者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言论传播渠道的多元扩展、言论道义责任的弱化等特征,使得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网络言论自由权有着不同于传统言论权利的素质。在最新近的雷诺案中,美国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宪法保护方式基本成型,言论自由的保护仍被认为是首要的,网络言论的技术特点必须被纳入到经典的权利分析的模型中,用以决定宪法所容许的政府规制的合理程度。网络言论自由在美国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议题,而始终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法理的一部分。     

美国政治言论自由的限度

长期以来,在推动美国政治异议和言论出版自由保护进程中,最高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出版自由条款时,始终未能摆脱普通法反煽动思维的影响.直至1969年,作为政治言论自由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案件"布兰登伯格案"判决方宣告了美国社会政治压制传统的终结,从而为当代美国政治言论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该案判决所确立的"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标准决不会是美国政治异议和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的圆满终结,但它将以其所代表的高度宽容精神,继续指引着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未来方向则是没有疑义的.     

言论自由的核心及其界限——以“红钻帝国案”和“彭水诗案”为例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对于完善人格、启迪智慧、发现真理、推进民主具有重要的价值.言论自由从其内容上可分为多种类型,宪法和法律对于不同的言论给予的保护程度也是不同的.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治言论自由,即公共言论自由.摈弃对言论自由的过多限制,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促进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特性

无论是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仇恨言论．还是色情言论、猥亵言论、挑衅言论,美国政府和社会皆给予它们尽可能的法律保护,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特性就体现为对言论自由的高度保护。美国言论自由高度保护的制度体现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高度保护的确立源于英国压制言论自由的历史和美国本土的殖民地历史;高度保护的思想源于布莱克斯通和杰斐逊关于言论自由价值的相关思想;高度保护的基础理论为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和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论;高度保护的中心原则为内容中立原则。     

论网络时代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随着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言论自由被赋予了新的理念和表现方式,但是公民在发表言论的同时可能会触犯他人的权利。加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和限制是现代法治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宪法条文重构、制定专门法律、加强司法救济等方面完善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美国法上的"网络匿名发表言论权"述评

崇尚言论自由是美国的传统,网络匿名发表言论权作为网络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得到了美国法律的尊重。以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为依据,通过判例法的发展,美国法院确认了网络匿名发表言论权,并为其提供额外的程序保护。美国法院的这种探索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博客与美国言论自由保护之管窥——以苹果案为例

博客作为一种新型交流工具和生活方式,在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引发大量法律问题,这其中,博客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和规制问题,便成为其中最突出和核心的问题.美国作为言论自由保护宪政实践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博客的言论自由法律规制上体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苹果公司商业秘密案即是典型范例,而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高度强调和社会利益的权利衡平,也和美国自身以第一修正案为代表的言论自由保护宪政传统是分不开的.     

言论自由与社会发展

言论自由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各国宪法,都宣告言论自由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加以法律保障,同时都对这种自由权利的行使规定了相应的限制。但就言论自由及对其限制来说,自由仍然是首要的、基本的,限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达到言论权利与言论义务的协调和统一。各个国家之间存在限制言论自由的不平衡,有更深更复杂的原因。中国今后应该依据宪法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     

美国军人言论自由的限制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普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但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军事利益,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国防部法令、美国军方的条令对军人言论自由施加严格限制。如禁止教唆犯罪、禁止侮辱性言论、禁止伪造公文、禁止挑衅性言词、禁止伪证等。美国对军人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军事利益,保持军队所谓中立,保证军队纪律,维护军人风度。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言论自由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利益结构出现多元化,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为了通过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来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阶层、利益集团以及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包容互信.因此,对法律框架内的言论自由予以有效保障是求得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试论新闻自由为独立之宪法权利

新闻自由作为一种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其性质的界定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新闻自由作为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制度性权利；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保障公共舆论形成的功能外，在现代民主社会，新闻自由同时发挥着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在内涵上，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也存在差异。所以，新闻自由从性质上来说，是一项从言论自由中分离、独立的宪法权利。     

政治宪法的弹性

通过对政治宪法的性质和形式的考察,证明划定其范围和目的的传统方法过于狭窄:政治宪法所关涉之事乃是使政府成为可能并赋予其权力以及限制政府和约束政府。这一概念也被用于描述一组虽然核心但却尚不明确的政治自由——尽管它们经常被湮没并且经常被替换。针对一些学者所说的从政治宪法向法律宪法的迁移来对三种有争议的假设进行考察:第一种假设涉及的是广为流传的,但却是错误的,针对政治宪法的意识形态式理解;第二种假设涉及的是"法律性"抵御来自"政治性"的控制的能力;第三种假设涉及的是法律性在保护政治自由时的有效性。贯穿文章的一个鲜明尝试是用证据来阐明政治宪法在上述情况下富有弹性。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论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正是因为迁徙自由权具有宪法权利属性,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保障与限制性规定.根据当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在我国恢复宪法迁徙自由权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应当提出确立宪法迁徙自由权的修宪建议.     

关于网络反腐的宪法学思考

网络反腐是当代的党务新词。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反腐蕴含着积极的宪法意义。网络反腐彰显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落实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应当通过宪法引领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对网民及网站的管理引导，实现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方式的有效互动。     

论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法律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包括言论与不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建设三个维度上得以体现。但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言论,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只会导致言论的不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迁徙自由权探析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权,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及履行国际义务等都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因此,此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