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擘·重镇·哲人——简论冯友兰的学术造诣

冯友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带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比较妥善的处理了中西哲学的关系。冯友兰是一位不断求索的哲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道路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     

以哲学代宗教——论冯友兰的“安身立命”之道

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和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过去人类解决不了,而不得不寄托于宗教的问题,现在已由科学解决,所以宗教的势力已经减弱.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的科学虽已取得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宗教并未退缩.冯友兰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哲学是贫困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家们不去研究"安身立命"的大事,把本该由哲学解决的问题,让位给宗教.冯友兰发扬了中国思想以哲学代宗教之传统,提出了可以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所的"天地境界".主张"以哲学代宗教".     

意义·觉解·境界——略论冯友兰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人生意义的追寻是人生哲学的必然旨归。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以目的论为人生意义追问的逻辑起点,以觉解论为言说中介,以境界说为人生意义追问的终极界说。这表现了冯友兰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价值的终极关切。     

“正负”整合的探求与尝试——关于冯友兰哲学方法论转向的考察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方法论维度的启发意义。冯先生先引入逻辑分析法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而后转向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总括出"负的方法",力主形成"正负整合"的与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虽然冯先生对西方哲学的把握存在明显欠缺,对不同哲学方法也没有进行足够的前提澄清和界限划定,并且在价值领域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常被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僭越和先验幻相,但这次转向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理论尝试。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是现代新儒学者,但对非儒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冯友兰评判哲学在哲学史上中的地位,他用的评判标准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讲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经虚涉旷,超乎形象,也就是说必须超出经验世界之上,对真际有所了解."道中庸"则是讲必须把高明所得最后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因而不离世间.冯友兰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人生境界说”对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的价值探析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汲取中国哲学的优秀内容。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对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

“孔颜乐处”是宋儒关于圣人境界的一种学说系统。冯友兰“接着”孔颜乐处开出了“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     

哲学就是求好之学——冯友兰哲学观的解析与评价

从1920年代起,冯友兰一直把哲学理解为"求好之学",强调用哲学来解决人生现问题.在他看来,哲学就是"人生理想",是"人学",其功用是让人成为圣人.因此,冯友兰的哲学观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和传统气息.     

从“讲哲学”看中国哲学——冯友兰的思想遗产

"讲哲学"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系统时言说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就哲学说"和"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两面。"就哲学说",又可分为"在哲学内讲哲学"和"在哲学外讲哲学",主要是谈哲学这门学问在学理上的独立性与存在上的合理性;至于"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则主要是"就民族说",指哲学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这个层面的"讲哲学",又是有"见"于"义理"的人(哲学家)能"接着讲"本民族尚未说清的"义理";"自己无见"的人(注释家)则并非"接着讲",而是对古人讲"义理"的语言进行"翻译"(如多数经注),也就是"照着讲"。从"讲哲学"的观点看,冯友兰眼中的中国哲学是一门"就民族说"而非"就哲学说",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学问。充分理解这一点,将使我们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议,并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有更清晰的把握。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旧邦新命与为学做人——读《冯友兰学术自传》之断想与评析

冯友兰哲学横跨中国20世纪学坛,既有成就与开拓,但也有失败与教训。二者皆系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之"为学与做人"。冯氏之为学做人,是一层次极高、极玄妙而又复杂的二重现象,或曰:"冯友兰现象",亦曰:20世纪中国士人沧桑灵魂史。本文罗列其中最显眼之六种现象,分别加以评析,见其是非、功过。需要沉重反思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巅峰是宋明理学。而清代反宋,现当代西化,完全中断了文化传统。冯友兰哲学依仗实用主义与新实在论(台港依仗西方近世认识论,大陆依仗流行教条与时髦),均缺民族文化精神之底蕴与生命元气。我们应该接上宋明儒的大气象,重开新风。基于此,必须重提中华民族之文化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目下的时代担当是:继绝学——开太平。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传统的承续与现代性的培育——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阐释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其现代转换,具备现代性,成为现代人的养素.然而,西方在其现代性的获取过程中所出现的工具理性强化,价值理性弱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又使冯友兰深感不安.因而在他建构“新理学”的过程中就特别注重在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发挥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文精神,并力图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主体地位的确立、知识理性的运用、自由思想的发展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取得现代成功的关键,冯友兰将它们与传统儒家注重人文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样,使其既收西方现代之功,又获儒家生命安顿之效,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出于传统和西方,又高于传统和西方,达到一个理想的生命安顿状态.     

简议“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

冯友兰先生(1895～1990)的“新理学”在溶合中西哲学、重建形上学体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本文从冯氏思想的内在逻辑出发,分疏理——真元之气——道——心性情等四个层面,对“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做了全面的阐释。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中国意义论”框架的探索与研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意义论”研究

文章探讨了冯友兰先生"中国意义论"的缘起以及"意义"概念的基本含义,并从"意义"类型的角度对这一思路加以梳理与讨论:"意义"世界即超越主客分立的人生"安身立命"之域,作者将其划分为"思维意义"、"经验意义"、"价值意义"以及"寓于"它们之中的"源始意义"这样多维一体的世界.其中,使具体"意义"得以敞开的"与物无对"之域,可以理解为审美世界.这种超越西方"二元分立"思维框架的整体"意义"世界,为我们在当代重新反省与建构中国传统哲学与审美思想提供了新的思维领域和理解方式.     

冯友兰的“伦理概念”说——兼论冯友兰对陈寅恪的影响

冯友兰在1920年代后期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中国历代的忠臣孝子,并非忠孝于个人,而是忠于君父的概念,其忠孝的对象"不在具体底世界"而在柏拉图所谓概念之世界。冯友兰的这种分析为他后来在1950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准备了方法的基础,可以视为近代以来寻求肯定传统道德的一种努力。本文对其思想作了详细的梳理,并对其新实在论的立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理论之所见和缺陷,以及其主张在传统道德现代传承转化中的借鉴意义,冯友兰的这一思想对陈寅恪撰写王国维挽辞序起了重大的影响。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宋明理学”的讨论综述

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反省传统思维之得失,在学术界形成一股热潮。在此学术趋向影响下,武汉大学哲学系师生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宋明理学讨论会,着重比较研究了中西哲学和两宋不同哲学思想。讨论十分热烈。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解决殊相与共相、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西哲学有三条路子:柏拉图从本体论入手、康德从认识论入手、宋明理学则从伦理学入手。同学们对这三条路子作了比较。有人认为,柏拉图通过“理念——分有说——级别理念”这样一条线索,将本体论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用“天才论”和“回忆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