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取代宗教说”反思

本文主要反映了两部分研究工作:一是通过研读原著,力求如实再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四种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取代宗教说",即陈独秀所代表的"以科学代宗教说"、蔡元培所代表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梁漱溟所代表的"以道德代宗教说"和冯友兰所代表的"以哲学代宗教说";二是通过综合反思,以期寻求学术启发,积累问题意识,推动现今研究。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从后现代视野看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

现代新儒学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文化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表现出了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基本背景、力图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的理论意向.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意旨,是力图对么于相对主义、平面化和碎片化,以深度整合的方式将作为人类文化之基本形态的宗教、哲学、科学乃至艺术在精神归趋上统贯为一,使之收归于"仁心".就处理宗教、哲学与科学之整体关系的基本取向而言,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家可以说是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可能有的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如何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条"从容中道",以寻求人类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值得思之.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科学理想

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是共生的,归根到底源自西方知识传统的思辨本性.现今的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全面的支配作用,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现实化,其生活基础是感性世界的深刻异化.马克思的"哲学"并非近代哲学的延伸,而是近代哲学之批判.这种批判导向一种"新哲学".即"历史存在论".历史存在论揭示"现实生活",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其必然走向就是突破当今科学之范式,重建科学之理想.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哲学就是求好之学——冯友兰哲学观的解析与评价

从1920年代起,冯友兰一直把哲学理解为"求好之学",强调用哲学来解决人生现问题.在他看来,哲学就是"人生理想",是"人学",其功用是让人成为圣人.因此,冯友兰的哲学观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和传统气息.     

论谢幼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解与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等,而对谢幼伟的思想学术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西方学理的介绍与输入,对西方治学方法的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发,尤其对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的转换方面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谢幼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四个特征:以唯心论为主要思潮;反躬实践;宗教式的态度;以直觉作为方法论。他还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放弃了二元论而采用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主张天人合一、心物同源;倾向于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注重历史和时间概念的分析。     

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析牟宗三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哲学应担负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种使命,这两种使命为哲学之两"极".然而,传统儒学推开了"终极关怀"这一"极".面对西学的大规模东渐,这一问题成为现代儒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方面,牟宗三对"终极关怀"这一"极"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一,无论就宗教之"理"来看,还是就宗教之责任来看,儒学就是宗教.其二,由于儒学不具有一般宗教之形式,且它所强调的是"天道"、"超越而内在"等,故其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     

冯友兰的宗教观探要

作为近现代一流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先生对宗教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无论是对宗教本质、特征与作用的看法,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关系、对儒家宗教性的看法,还是对宗教、哲学与科学三者关系的看法,对近代科学与基督教的论述,对祖宗崇拜以及对佛家与佛教、道家与道教的精彩论述,都体现出他对宗教,特别是对中国宗教的深入把握与独特贡献.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关注人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研究中国哲学不能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必须注意抓住中国哲学的特色。关注人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西方哲学从存在出发,中国哲学从人生出发。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分,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中,人生哲学以及与人生哲学相关的价值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比较发达,而对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重视不够。中国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人生、安顿价值,从来就没有成为神学的婢女。     

巨擘·重镇·哲人——简论冯友兰的学术造诣

冯友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带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比较妥善的处理了中西哲学的关系。冯友兰是一位不断求索的哲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道路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