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试论唐五代词雅俗流变的轨迹

唐五代词,是探究词体流变必然追溯的重要阶段。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唐五代词从敦煌民间的“曲子词,”到中唐文人的“长短句之诗,”再到花间的“诗客曲子词”、南唐的“士大夫之词,”这一连串概念环环相生的演进,表明词体在原生态时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雅俗流变过程:先天俗质——初始雅化——雅俗并存——去俗从雅。其中,雅与俗的分合消长,成为推进词体衍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词完成了由唐至宋的过渡。     

论宋代词学的"骚雅"

南渡之初鲖阳居士提出“骚雅”的批评标准。南宋灭亡以后,张炎著《词源》,确立“骚雅”为宋词的审美理想,并且指出南宋词坛实际上存在的两种“骚雅”:无意为词,借助汉魏古诗的手法的稼轩词;注重发挥词的特质,在本色入乐的前提下发挥风月、咏物言志的白石词。江湖词派中的遗民词人借助白石的骚雅句法来润色清真词的意趣不高,又借鉴清真词的典丽、梦窗词的字面、梅溪词的句法来改造白石词的尽兴率意。给“骚雅”的词法融入“骚雅”人品,从而完成了对骚雅理想的追求。     

论唐五代北宋词的"雅"与"俗"

在唐宋词史上,“雅”与“俗”的交互作用推动了词的嬗变。由于时代审美观念不同,唐五代北宋词坛上“雅”与“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创作主体而论,文人词为雅,民间词为俗;就审美趣味而论,士大夫审美情趣为雅,市民情调为俗;就词的功能而论,歌者之词为雅,诗人之词为俗;就词人的品行而论,高洁为雅,低下为俗。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南宋词学的东坡论

苏词从它在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一直是人们评论的热点,誉之非之众说纷纭。苏轼“以诗为词”从文艺抒情本质的理论层面上提出词学本体论,在词史上卓然自成一家,为词注入新的活力,并在词史上具有开派的意义。南宋词学的东坡论从东坡创作思想、审美特征及苏词在词史上的意义都作了中肯的评价与表述。     

论苏词的反正之功

从词史的高度看,苏词的贡献在于把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从绮艳的花间小径拉回到民间词所铺就的康庄大道上来;苏轼“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向诗骚优良传统的反正;苏词的反正之功,从根本上讲,在于它揭示了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自立与真情”。     

南宋词学的东坡论

苏词从它在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一直是人们评论的热点,誉之非之众说纷纭。苏轼“以诗为词”从文艺抒情本质的理论层面上提出词学本体论,在词史上卓然自成一家,为词注入新的活力,并在词史上具有开派的意义。南宋词学的东坡论从东坡创作思想、审美特征及苏词在词史上的意义都作了中肯的评价与表述。     

论中国诗英译流派的“文、质、雅、俗”四分法

中国诗英译流派之“文、质、雅、俗”四分法基于中国古典文 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雅”“俗”概念,其中“文 ”与“质”重点关注的是译本在兼顾忠实与通顺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再创作的成分;而“雅”与“俗”重点关注的是译本是以文本为中心追 求译本的文学性,还是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译本的通俗性。由此,将中国 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派、“文俗”派、“质雅”派、“质俗”派, 以弥补以往分类的不足,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的理论与流派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谈周邦彦的词

周邦彦的词 ,在词的发展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是北宋词风向南宋词风转变的枢纽。在慢词长调中 ,以赋的手法入词 ,一改柳永词的平铺直叙 ,多为转折、跌宕回环 ,结构之法丰富多彩 ;在秦观词情深词雅的基础上 ,更重言情体物 ,向思力精工、缜密典丽发展 ;大量融化唐人诗辞入词 ,使词更加雅化 ,善造深融和雅之境 ,影响波及南宋、明、清 ,成为婉约之大宗     

略论唐宋爱情词

一历代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占有很大的比重,佳作不胜枚举。就诗词而言,词的爱情之作比诗还要多。究其原因,就在于诗歌既“言志”又“缘情”,而词则以“言情”为主。尽管“言情”的“情”并不等于就是爱情,但它无疑占着绝大的比重。唐宋词(尤其是宋词),男女情爱,相思恨别,是许多词人笔下的基本题材。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唐宋词里的言情之作看做“绮语”、“艳情”,笼统地概括为“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最多不过对它进行“雅”、“俗”的辨析和去取。1950年,王重民先生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里把言情之作分为“闺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只是体律造语的一纲吗?——与钱志熙先生商榷

近读《文史知识》1999年第10期钱志熙先生《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一文,深为其学术眼光之独到、理论分析之精辟而折服。然而,该文就“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这一概念的辨析却不能尽如人意,窃以为钱先生对其所引黄氏《次韵杨明叔四首》诗序一段话之读解有失允当。原序云: 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 战百胜,如孙吴之兵……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震曜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 钱文以为,“这里容易误解的是‘试举一纲而张万目’这句话,‘一纲’的‘纲’是针对‘体律’造句而言的,即‘以俗为雅’等8字只是体律造语的一纲,并不是为诗的全部宗旨”。笔者以为,就晚年黄庭坚来说,因“多年不作诗”而“忘其体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仅仅是一种托辞而已,只是他晚年已不再只是追求“体律”故而不愿多谈,却巧妙地导之以东坡之言罢了。否则,他又何必郑重其事地“以此事相付”呢?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序

古人称词为“诗余”，这固然说明了词与诗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历来是以诗为文学正宗与正统的。其实，词与诗虽然同为压韵体、格律体、分行体，却有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宋人视词为“艳科”，是个人花间樽前娱情遣兴之具，而诗则“风雅”，为关乎国计民生之体。用今天的话来说，诗写社会重大题材，词写个人琐小题材。这种观点并不可取，但却说明了当时人对词与诗的分野。即便说到押韵与格律，词与诗也有根本的不同。最早的诗是可以歌唱的，是歌曲的歌词，但大概从战国时期起，诗与曲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诗歌独立而为诵读吟哦之体。…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黄昇《花庵词选》的编纂动机及其成书的文化背景

为词存史、以词娱乐,是黄编纂《花庵词选》的主要动机。南宋“复雅”思潮及诗文选评风气之盛,是《花庵词选》成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背景。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白石有格无情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价白石“有格无情”。然白石之“无情”，实则为“深情”，白石“深情”却看似“无情”，与他个人身世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他清空骚雅的词学风貌的主体规定性所在，与其推动词的复雅的创作实践，与其诗教观和美学思想的实践和追求是分不开的。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