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建言促进工作绩效：谦卑领导的调节作用

  员工建言虽然有益于组织发展，但是对员工个人却并不总是有利，建言行为对员工自身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管理者对建言的态度和回应。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并且更多研究探讨忽视和负面评价等消极领导因素在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实现中的阻碍作用，而较少探讨谦卑领导这样一种积极领导因素对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发挥的促进作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群体卷入模型的视角，探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行为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并检验组织自尊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收集湖北省和江苏省多家企业的367对有效的上-下级配对数据，采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和工作绩效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作为建言对象的管理者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②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组织自尊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组织自尊的积极影响也越强；③组织自尊在谦卑领导与员工建言交互影响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员工建言既可能出于对组织利益和发展的关心，也可能出于对自身群体身份和地位信息的寻求，而具有谦卑领导特征的管理者更可能对员工建言持开放态度并给予积极回应，有助于向建言者传递组织对其努力和价值的尊重、重视和认可等有关群体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信息，增强建言者的组织自尊，进而激发其后续努力工作的动机并做出良好绩效。此即“谏者有为”效应实现机制的一种解释。         探讨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既是对近年来研究者呼吁探讨领导反馈在员工建言效应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拓展。研究结果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提醒管理者应重视建言行为在员工激励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鼓励和引导员工积极建言，还要对员工建言进行积极倾听和回应。     

员工实际介入与组织关系视角下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来自63家859份员工-主管配对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员工实际介入组织和员工-组织关系对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影响,内部人身份感知在员工-组织关系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创新氛围对内部人身份感知与创新行为的调节作用。研究显示,员工-组织关系正向影响创新行为且内部人身份感知部分中介员工-组织关系对创新行为的作用;创新氛围显著正向调节员工-组织关系对创新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而员工实际介入组织的作用并不显著。     

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创新是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重要战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实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关于员工创新行为与组织创新氛围和个体工作动机关系的研究，一是较少关注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二是侧重组织创新氛围整体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探讨，忽视组织创新氛围各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同时引入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创新氛围不同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跨层次中介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来自50家企业323名在职员工的数据，运用SPSS 21.0、AMOS 21.0和HLM 6.08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跨层次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理论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①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内在动机在自主工作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协作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激励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同时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了工作动机的两个维度(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组织创新氛围的3个维度(自主工作性、团队协作和组织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员工创新行为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组织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企业管理者应注重为员工提供一个创新氛围浓厚的“软环境”，并重视从员工工作动机视角改善组织管理。     

量化自我的效应及其对消费者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

 对亚健康等社会问题的担忧以及商业性智能应用和可穿戴量化设备的出现和推广，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量化自我，追踪测量自我活动水平和健康状况等。学界和业界对消费者的量化自我关注趋增，已有研究明确了量化自我概念内涵和类型，强调量化自我对优化和管控消费者行为具有积极效用。但已有研究并未探明量化自我对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且尚未形成整合的消费者量化自我分析框架。        构建整合的理论框架，以探明量化自我效应及其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心理机制，对量化自我过程中消费者的行为反应作出合理解释，从个体认知差异视角出发，基于认知失调理论，结合消费者的自尊水平与测量反馈感知不一致，对量化自我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探讨量化对消费者活动参与绩效的影响、感知不一致和自尊水平对消费者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意愿的影响，以及消费者自我概念清晰性对该影响的中介效应。运用实验研究方法，采用测量阅读页数的实验研究设计，借助方差分析和Bootstrap方法检验量化自我效应及其影响消费者活动参与行为的内在机制，明确消费者自尊水平与感知不一致的交互作用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量化情景相比，量化自我将增进消费者活动参与绩效，量化将使消费者更易感知到先前未觉的目标预期与实际行为的不一致。当存在量化条件时，消费者往往会主动选择参与量化自我。量化自我过程中，消费者的自尊水平与测量反馈感知不一致同时影响其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的意愿，且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这一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当感知到积极不一致时，低自尊消费者较高自尊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更低，且低自尊消费者对积极感知不一致反应越强烈，其自我概念清晰性越低，继而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的意愿越强；当感知到消极不一致时，高自尊消费者比低自尊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更低，且高自尊消费者对消极感知不一致反应越强烈，其自我概念清晰性越低，继而提升量化活动参与绩效的意愿越强。        研究结果在丰富相关理论、深入理解量化自我内在机制的同时，对企业驱动消费者参与量化活动、科学设计和开发产品、呈现和传递信息等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促进型调节定向对研发人员跨边界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发人员的跨边界行为是影响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证明跨边界行为对创造力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如何提升研发团队成员的跨边界行为仍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跨越个体-团队两个层次，构建成员促进型调节定向-跨边界行为的影响整合模型，以成员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二者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此外，以领导促进型调节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MPLUS 7.0和HLM 6.08软件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来自西南地区3家研究院的研发团队中279组领导-成员配对的纵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团队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产生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团队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在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个人主动性对跨边界行为的影响和中介效应显著性均强于创新自我效能感；③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会调节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越强时，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的正向影响也相对更强。        研究结果厘清了研发团队中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跨边界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重视员工心理需求、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努力实现领导－成员的心理动机匹配等。     

离职倾向与行为表现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员工离职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对员工离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员工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并主要从个体和情景因素探讨员工离职倾向或离职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具有离职倾向却未发生实际离职行为的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会基于自己的内在倾向采取相应的行为，但是内在倾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定的约束，尤其受到个体是否能够决定或控制这种行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信心，主动性人格则反映了个体是否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为的自主权，二者均反映了个体对行为的控制度。构建以离职倾向为前因变量，以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为调节变量，以任务绩效、帮助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基于886名员工和231名配对领导的两阶段数据，使用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为避免领导评价的嵌套效应，采用三明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自我效能感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②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任务绩效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表现出更差的任务绩效；③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帮助行为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少帮助行为；④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多反生产行为。         研究发现离职意愿提高员工反生产行为，在产生离职倾向后高自我效能感和高主动人格的员工更会有消极表现。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需多观察员工行为，把握员工离职倾向，重视主动性人格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引导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发挥积极作用。     

员工优势使用对创新行为 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优势理论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优势使用理论作为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它认为个体优势使用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工作投入、自我效能感和绩效，而且还能降低个体的工作压力和缺勤率。尽管大量的研究表明员工优势使用有益于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员工优势使用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以工作要求资源理论为理论基础，在中国情景下探讨员工优势使用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时间压力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在3个时间点收集数据，共得到226份工作在中国各类型企业中的有效员工样本。通过Spss 22.0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检验方法，对构建的员工优势使用对创新行为影响机制模型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优势使用对员工创新行为和创新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创新时间压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员工优势使用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创新自我效能感提升创新行为，而且还能通过降低创新时间压力对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结果为员工创新行为驱动力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员工优势使用的影响效应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员工优势使用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转化机制以及打开两者之间关系的黑箱，拓展员工优势与创新关系理论的跨群体适用性；有助于丰富工作要求资源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内涵。对于如何构建和执行基于优势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及如何管理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时间压力以便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主氛围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对中国样本和非东亚国家样本分别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组织自主氛围对员工心理所有权和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员工文化价值观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个人主义正向调节了自主氛围与工作心理所有权的正向关系以及工作心理所有权在自主氛围与工作相关建言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正向调节了自主氛围与组织心理所有权的正向关系以及组织心理所有权在自主氛围与组织相关建言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当前复杂和快速变革的环境中，创造力对组织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作为与创造力相关联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们对于领导行为对创造力的作用保持了长期的关注。反馈不仅是领导者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组织中常用的激励和行为矫正工具。        以自我效能理论和关系认同理论为基础，从领导和组织成员互动视角，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对组织成员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3阶段分时序方式，收集来自某综合性重点大学所属科研团队的442位科研人员及其领导的配对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②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③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高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当关系认同感低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对于领导反馈与创造力间关系的理解，丰富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的探索，发现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的重要边界之一，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系认同理论的运用范围，领导者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性反馈以及与组织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来促进其创造力。     

魅力型领导对员工亲社会性规则违背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内部人身份感知为中介变量,差错反感文化为调节变量,对来自15家企业的324名员工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构建了魅力型领导对员工亲社会性规则违背行为(PSRB)的作用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魅力型领导对员工的PSRB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部人身份感知在魅力型领导和PSRB之间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差错反感文化对内部人身份感知和PSRB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差错反感文化能调节内部人身份感知在魅力型领导和员工PSRB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差错反感文化程度越高,魅力型领导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员工PSRB的间接关系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