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良知观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韩贞日用良知思想简论

良知思想是韩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秦州王学一样，十分重视良知之学，并在继承王艮等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韩贞认为，良知先成，人人本有，自然活泼，自任主张。同时，韩贞提出了“触处皆真”的观点，并将良知与日用结合起来，倡导日用之学。此外，韩贞反对陈言，他认为，良知在当下，所以他强调“刻下”功夫。一方面注重在事实中学习，另一方面强调在实践中学习。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

从实践论的角度,对致良知学说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与致良知.王阳明到晚年才提出致良知说,被他的门人奉为晚年的亲切教训,致良知的提出标明阳明心学已完全成熟,臻于化境.     

王艮与王阳明良知思想对比

王艮的良知思想继承了王阳明良知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在很多方面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增添了良知思想的平民化特色。这种良知思想经过泰州学派的发展,对明末的人性解放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泰州学派思想家王栋论

王栋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心斋的一传弟子,著名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贯通综合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与王心斋“格物之学”,提出“诚意修身说”;其政治思想为亲民思想;百姓日用为道,觉民自任;其政治主张为严于限田、封建、肉刑、里选。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对王艮“天理”思想的几点理解

泰州学派创始人、我国著名的平民哲学家王艮,高举起“以自然为宗”的大旗,把“天理”、“人性”与“良知”统一起来,提出了与“天人合一”不同的“天理”观,揭示了“人道”的自然属性。王艮还将天理与良知结合起来,提出了天理良知说,并在肯定良知固有、完美、不须人为的同时,要求通过学习与修养排除人的气质杂性,恢复初有的良知。此外,王艮在人欲“天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欲的区分,主张去恶欲,倡公欲,寻找真正的心底之乐。     

良知与孝道

“良知”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基石,是理解王阳明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孝道是道德规范之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先天道德意识,有“良知”自然知孝。但是只是知道孝而不做到孝,也不是真正的孝。王阳明的孝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具有启示意义。文章从王阳明孝之认识、孝之践行、孝之启示三方面来阐述王阳明围绕“良知说”而论及的孝道问题。     

成就德性的新路径——王阳明心学探微

王阳明的心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对个人道德的追求和完善,另一方面开辟了通向个人高层次的德性与良知的新路径。王阳明通过致良知树立起他心中的德性观,奠定了心学的基础和宗旨,以知行合一的思想,确立起对个人道德和知识追求的手段和方法,这对宋明以后的儒学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致良知和成圣工夫

基于致良知学说,王阳明阐发了人的道德本性,赋予人以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自律性以及道德完善的自足性。他指出:人是一个本性自足的存在者,其本身就具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之源(良知),不需要任何其它的外在权威来规定自己的存在价值,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他还改造了儒家的传统圣人观,剔除了其中关于圣人标准的才力(知识技能)因素,认为道德性乃是衡量圣人之为圣人的惟一标准,由此解决了“满街都是圣人”的理论可能,并指出:致良知就是为圣之功。这对以知识态度来审视一切以致把人类自己物化的危险倾向不无现实的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