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荀子>的公理化诠释》研究综述

文章综述了课题组继《<论语>的公理化诠释》和《<孟子>的公理化诠释》的研究之后,对于《荀子》所开展的公理化诠释之进程。先秦哲学中最具系统表述的是荀子。我们通过运用公理化方法,从明分使群、隆礼重法、化性起伪、王霸兼用等四个篇章进行证明与推理,力图展示先秦儒学的演绎体系,揭示其内在思想脉络和逻辑,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诠释孔孟之道 弘扬民族文化——《〈孟子〉的公理化诠释》序

《〈孟子〉的公理化诠释》是甘筱青教授等人继《〈论语〉的公理化诠释》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种对孔孟思想的系统性阐释,不仅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儒学的现代运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探索现代的道德修养方法,促进现代社会的相互信任感,以及用义利观来建立全面辩证的现代利益观等,均有赖于公理化方法所展示的系统的孔孟思想的佐助之功。     

中华经典的公理化诠释——从理论范式看孔孟思想的逻辑建构

运用公理化方法诠释中国文化经典,就是试图以一种共同的理性方式,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对《论语》、《孟子》的公理化诠释,可以发现隐含在孔孟思想系统中的建构逻辑之起点——中庸,既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最具特色的要素,形成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家以"仁爱""尚义""崇礼"为标志的理论范式。     

由“仁心”至“仁术”——王船山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诠释及于宋明儒学之反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时,以孟子提及的“仁术”一词为线索,对于宋明儒学中关于王霸之辨的争论及心性义理的探究加以反省,并针对宋明儒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不足,对于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展望。     

“《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的两个基础

本文论述了“《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研究必需的两个基础。介绍了“公理化系统”的基本元素“假设”、“定义”、“公理”和“命题”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简要勾勒了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到牛顿的《数学原理》、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一运用公理化方法阐述理论的历史脉络，并把《论语》公理化诠释的逻辑起点定位在矛盾的量变阶...     

万百安英译《孟子》之现代哲学注释研究

《孟子》英译迄今已近两百年，不同时期风格不一的译本不断推动先秦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万百安于2008年英译的《孟子》以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为基础，辅以译者本人的现代哲学注释，并融入了中西儒学研究成果。从文化视角考察万百安《孟子》英译本的形成背景及其哲学注释的特色，可以发现万百安通过详尽完备的注释，使古老的中国典籍走近现代英语世界的大众，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万百安中西合璧的哲学诠释方法也为我国儒学现代化研究和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借鉴。     

三种学术进路及其解读——《孟子》“尽心”章的诠释与再考察

朱熹、王阳明和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章的诠释各有特点,并将问题不断深入推进:朱熹以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知行关系重新编排了"尽心"章;王阳明从君子人格的角度和"致良知"的精神对之加以理解;牟宗三则带着形上建构的时代任务对其进行了"体"与"用"的说明。现代学术则有可能突破他们各自的时代局限,将其重新诠释为一个个体道德修养之层层追求而又步步落实的具体性实践纲领。对三人诠释的考察会为儒学的过往推进与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意义。     

《孟子·“知言养气”》章义解——兼论孟子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

《孟子》"知言养气章"在东亚儒学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千百年以来,对于此章的注解争议最大。我们在读《孟子》的时候,必须面对和重新理解、诠释"知言养气章"。在中国哲学史或心学史上,孟子的不动心之道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工夫论的道路和方向,显示出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异趣,具有不同的重要意义。但是,孟子的不动心之道不仅不同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并且超越了告子的不动心之道;孟子为自己的不动心之道,从理论上、价值伦理上和工夫践形的实践上奠定了一个儒家的心性学的坚实基础。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论语》公理化诠释的目的与意义

《论语》公理化诠释的目的，在于以公理化的基本形式，依靠定义、公理，按照严格的逻辑方法推导出命题，从而为客观地诠释《论语》及孔子思想探索一条新的解读途径。这是《论语》研究的一个全新的尝试，它既需要对传统的《论语》研究有深切的反思，也需要清醒认识方法论上的挑战。     

白居易《论语》《孟子》思想论析

白居易"世敦儒业"的家庭环境,科举考试中的"连登三第",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与积极参与,都使《论语》《孟子》对白居易儒家思想人格的确立和生存哲学的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正构成了白居易生命的底色和根本。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     

“四书”经典结构形成过程的思想史考察

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组成的"四书"是继"五经"之后的又一中国儒学经典结构,对中国及东亚诸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四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学术事件,而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外界的挑战而自身调整的结果,这与理学的形成、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学的转向,实则发生于洪武朝,而非永乐朝。     

《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本文鉴于汉语"美"字与西文beauty、Schne不相当,遂着眼于把美学按古希腊文原义与此词首铸者鲍姆伽登的意思理解为感学。论及儒学之感学,就要分为美学、善学两个方面。《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的相当学说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样主张美、善同根:感性判断力;荀说更细致、完整。分析《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性本善的批判,其失误在于"性"这一概念所指相异,孟子指四端,荀子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牟宗三智的直觉说对儒学之感学是一重要挑战。智的直觉之意义是良知返照。如果牟说成立,则儒学之美学依据感性直觉,儒学之善学依据智性直觉,那么,儒学之感学须歧出为二。儒学之美学论美,还须论境界、气、神、骨等,与智的直觉说不相容。     

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理雅各《孟子》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理雅各英译《孟子》是儒学经典《孟子》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里雅各英译《孟子》,不仅是自身能力和兴趣选择的结果,而且也迎合了其传教的使命。译本的成功体现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做出了最佳的适应与选择。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则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     

“文以宣化,字以载道”——从《说文》看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

《说文》将文字的功能定位为"宣化载道",故其对文字的阐释着意揭示了文字所载之道,其道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学价值系统,此一价值系统的根本主题在于探寻由阴阳观、教化观、德化观所构成的天人一体关系。阴阳范畴为汉代儒学价值系统之基石,它贯通作用于整个宇宙、社会、人生;教化观建立在阴阳观基础上,以王侯为教化主体,以人性最贵为前提,经由神道设教、"三才之道"诸教化活动展开;汉儒有意将儒家价值扩展为宇宙的普遍观念,使整个世界披上了浓重的德化色彩,这在《说文》对器物之德、禽兽之德的诠释中体现得尤其鲜明。总之,《说文》对汉字的独特诠释,从一个新的视角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显示了汉代儒道互渗的特色,对当前价值系统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