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双向供应链物流合作模型分析

针对中欧班列去回程商品双向流动的现实问题，构建了跨国双向供应链的物流合作模型。考虑境内外物流公司搭建合作平台，通过制定激励策略来缩小双向运量差和提升运载总量，对比物流非合作与物流合作下的双向供应链运作以及平台的激励作用，为中欧班列的市场化运营提供微观运作基础。研究发现：物流合作平台的建立在达到自身激励目标的同时还提高了供应链整体收益，有利于推动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营，但是，缩小运量差与提升运量总量这两个激励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冲效应”。     

国际运输通道与中国进出口增长——来自中欧班列的证据

中欧班列是运行于欧亚大陆上的陆路贸易新通道和跨国货运合作新机制。在中国建设贸易强国和扩大向西开放背景下,中欧班列为研究国际运输通道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准自然实验样本。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中国城市层面的贸易数据、中欧班列数据等,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中欧班列开通的贸易增长效应。结果发现,相较于未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开通城市的出口和进口均显著增长;补贴激励是中欧班列贸易增长效应的中间机制,并主要通过铁路、公路和水路的物流规模增长实现传导作用;在没有班列补贴情况下,班列开行数量增加仍可促进开通城市进出口增长;市场引力对开通城市进出口增长有显著传导作用;中西部城市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开通中欧班列的进出口增长效应显著更大。本研究为我国推进中欧班列发展和建设国际运输通道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营决策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支撑中欧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国际物流通道。随着中欧班列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在其市场化运营中显露出集货时间过长、班列开行线路相似、班列间货源争夺激烈且无序竞争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营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以地方铁路局集团公司、中欧班列开行城市和国际货代企业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国际货代企业进行中欧班列运营模式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利益关系,进而讨论三方博弈主体的博弈行为及其演化策略,研究发现:社会效益是地方铁路局集团公司运营决策选择的正向影响因素;激励和集货距离是中欧班列开行城市运营决策选择的正向影响因素;折扣力度是国际货代企业运营决策选择的正向影响因素,而集货时间和货物单位时间价值是国际货代企业运营决策选择的负向影响因素。最后,通过对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营决策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对应提出推动中欧班列市场化可持续运营的决策建议。     

加征关税下的跨国供应链决策及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讨论加征关税视角下的供应链决策及补贴策略问题。基于本国制造商、分销商与国外进口零售商所组成的三级跨国供应链,分别讨论了政府不补贴、政府补贴下的供应链决策,研究加征关税和补贴对供应链的影响,并分析保持产品销售价不变补贴策略(I)、保持制造商利润不变补贴策略(II)及社会福利最大化补贴策略(III)的效应。结果表明,加征关税导致产品销售价增大和本国企业批发价、供应链各企业利润及社会福利的降低,但政府提高补贴使得产品销售价减小和供应链各企业利润增大,而社会福利随着补贴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随着加征关税税率及补贴的增大,供应链更多地表现为补贴的作用,补贴能有效减小加征关税的影响。在较低关税税率下,策略(III)激励产品出口作用显著,但政府补贴支出过高;策略(II)相较策略(I)激励效果更显著,但补贴支出更大。在较高关税税率下,策略(II)更能激励制造商出口,策略(I)以较低的补贴支出激励制造商出口,更有利于维持国际市场稳定。     

零售商退出风险的供应链冲击与协调契约分析

零售商退出会导致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终止,冲击供应链合作运营的基础,供应链企业需要合作应对吗?本文以数量折扣契约下的协调供应链为研究框架,研究存在零售商退出风险时传统数量折扣契约的供应链运作,并构建改进契约下的供应链协调模型。通过理论推演与仿真分析发现,零售商退出风险对供应链运作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惊讶地发现,虽然数量折扣契约在冲击下不能协调运作,但运作效率非常高。建议契约调整成本不高的供应链可选择我们改进后的协调数量折扣契约。     

环保刚性约束下中小企业污染共治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供应链核心企业参与治理已成为一条重要路径。为分析政府作用于核心企业实现中小企业污染共治的策略选择,揭示环保刚性约束下中小企业污染问题对各主体的影响,本文构建政府、核心企业及中小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奖惩机制下的策略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限产力度、激励补贴效果、惩罚等参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倾向于采用激励补贴策略,核心企业在策略选择上对激励更为敏感,中小企业对惩罚更为敏感。限产对核心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同,较低的限产力度无法影响核心企业的策略选择,反而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只有将供应链环保激励与限产策略协同推进,才能有效实现核心企业参与中小企业污染共治。     

考虑双向主导相异的闭环供应链物流策略与补贴机制研究

目前,闭环供应链研究均是在正向和逆向主导企业为同一企业的条件下进行的,然而正向供应链中企业重视产品质量,逆向供应链中企业重视回收渠道,况且正向供应链中的物流策略并不一定适合逆向供应链。基于此,将供应链主导模式分为正向制造商主导和逆向销售商主导,物流策略分为正向物流策略和逆向物流策略。通过构建模型,运用博弈论理论,探讨了不同闭环供应链的定价策略、补贴机制和供应链稳定性,得到了供应链主导企业通过选择物流策略和补贴机制来实现供应链稳定性的条件。     

生产规模不经济性条件下考虑消费者偏好的智慧供应链扶贫模型研究

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均会导致企业面临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在扶贫背景下，农户的生产同样具有生产规模不经济性。本文分别构建"农户+智慧供应链平台"、"农户+批发商+智慧供应链平台"、"农户+合作社+智慧供应链平台"三种扶贫模式，并比较不同模式下供应链的分散式决策及政府的补贴策略。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消费者扶贫偏好系数对贫困农户、批发商及合作社均有正向影响。随着农户贫困程度的增大，消费者需求也会增加，进而使得供应链各主体及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均有所增加。"农户+智慧平台"合作模式下农户、平台及供应链整体均获得最高利润，但是其规模不经济情况无法得到改善，且现阶段在贫困地区实施该模式难度较大；"农户+批发商+智慧供应链平台"合作模式下，农户的利润高于批发商和智慧平台的利润，但是供应链整体利润有所减少，规模不经济状况也未得到改善；"农户+合作社+智慧供应链平台"模式下，合作社为农户分担一定的规模不经济成本，农户及供应链整体利润均有所增加。除此之外，政府一方面需继续加大对智慧平台建设及运行的补贴，增加目标激励，以维持供应链各主体的利益均衡。另一方面应通过激励合作社的建立帮助农户提高知识技术水平，并使其逐步实现与智慧平台的自主合作。     

不确定需求下考虑资金约束的生鲜农产品政府补贴策略

针对需求不确定环境下政府如何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进行补贴的问题,在考虑财政资金的约束下,分别构建了无政府补贴、采购补贴和销售补贴三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了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并分析了补贴策略对生鲜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最后用数值算例进一步说明了不同补贴策略对不同类型生鲜农产品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策略的选择与财政预算密切相关。在财政预算充裕时,两种补贴策略都有效且可行,都能平抑物价、增加供给、拉动需求;从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采购补贴为最优策略;从补贴资金效率的角度,销售补贴为最优策略。在销售补贴预算充裕而采购补贴预算存在缺口时,销售补贴为最优策略。在财政预算不足时,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干涉市场的运营。     

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双创活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双创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相比于其他城市,中欧班列开通的沿线城市双创活力平均提升9.6%,但存在显著的多重异质性。具体的,中欧班列开通对中西部、自贸区、一带一路、营商环境差、商业魅力弱以及高劳动力错配和低资本错配等沿线城市双创活力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贸易拉动、投资驱动、就业带动和政府支持4条路径间接促进沿线城市双创活力的提升。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补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研究

在绿色经济时代，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不同的政府补贴情形下，构建了包含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生产企业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和斯塔克博格模型，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行动时机。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且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普通产品企业的利润呈倒U型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消费者与补贴企业两种方式下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总福利相同，考虑到补贴的执行成本，补贴消费者更优；绿色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追随者时，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社会总福利也最高，因此，后发行动策略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占优行动策略。     

政府补贴能激励企业创新吗？——基于演化博弈的新创与在位企业创新行为分析

为考察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文章将补贴对象、补贴强度和补贴环境纳入同一框架，分析补贴效果与企业属性、补贴强度和竞争程度的关系。首先以企业创新偏好的异质性为前提构建政府补贴下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补贴强度的变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机理；然后利用门槛模型和我国143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补贴强度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更易对新创企业产生激励作用；只有在补贴强度超过阈值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才能促使不同企业均选择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弱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除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以外，还应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并针对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合理的补贴资源分配战略。     

独立定价还是共同定价:新支付工具的定价策略

基于新支付工具发展初期市场特征构建双边市场定价模型，分析共同定价和独立定价策略下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新支付工具定价。研究显示：政府较企业对新支付工具制定更低价格水平促使用户支付选择转移，特别是在共同定价策略下会有效提升市场效率，达到社会福利最大；但若政府无法做到共同定价，特别在新支付工具成本优势不明显时，会使支付工具间存在过度补贴而降低社会福利，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定价为次优选择。     

基于阶段划分的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研究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2)考虑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差异之后,本文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优势受到地区财政富余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要起作用也受到地区财政状况的制约.只有在地方财政有充足财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才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从政府补助的效果来看,政府补助虽然可以在救助当年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因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     

政府不同补贴策略对单/双渠道回收影响研究

技术快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更新换代加快，使废旧产品回收成为社会和企业关注焦点。为促进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政府采取补贴策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补贴策略来参与废旧产品回收，一种策略是补贴给回收商，一种策略是补贴给处理商。而在废旧产品回收过程中，存在两种常见模式，一种是单渠道回收，一种是双渠道回收。为分析政府不同补贴策略对两种回收模式影响以及确立最优的补贴模式，本文采用博弈论基于两种回收模式构建政府不同补贴策略下回收商和处理商博弈模型，基于此模型，对比分析政府补贴对回收渠道决策变量、回收数量和收益影响，确立最优回收模式边界条件。研究主要得到：在单渠道回收时，政府补贴对象不同不影响废旧产品回收数量；在双渠道回收时，政府补贴给处理商最优；无论是单渠道还是双渠道回收模式，当政府补贴给回收商时，处理商都会采取降低废旧产品单位委托回收价格来转移政府补贴；当政府补贴额度大于某一阀值时，单渠道回收模式比双渠道回收模式回收效果优，反之，采取双渠道回收最优。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与保有量影响研究: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与产品差异化

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和整体质量的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包括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内的动态博弈模型,将产业数量目标、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补贴预算约束等政策特征纳入模型,对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以及差异化单位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确保政府补贴绩效为正的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单位补贴可增加新能源汽车的 市场需求量,并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叠加的销售奖励不仅可改善单位补贴的市场结果,还可提高政府补贴绩效.考虑汽车质量的差异化单位补贴在不降低市场需求总量的同时,可减少低质量车的需求量并增加高质量车的需求量.单位补贴的最优值主要由政府设定的数量目标和制造商单位成本决定,数量目标和单位成本越高,则单位补贴越高,但政府补贴绩效越低.     

政府规制下非对称信息对闭环供应链差别定价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政府规制下非对称信息对闭环供应链（CLSC）差别定价的影响，构建了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三阶段博弈决策模型，通过分析政府补贴与惩罚政策下CLSC各利益主体的最优定价策略，发现：在政府规制的最优水平下，非对称信息的单位产品的外部性成本变化对制造商的利润影响更为显著；新产品和再造品间的替代率存在界点，对不同决策下零售商产品定价影响不同；社会福利是政府规制的联合凹凸函数，政府的奖惩政策存在最优水平，提高了政府的规制水平，对制造商提高生产工艺和回收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政府推动下企业新技术采纳博弈分析

针对产品不同市场需求下企业采纳新技术的实际情况,尝试应用囚徒困境和多阶段序贯博弈思想建立存在政府补贴条件下企业新技术采纳战略决策模型,并对理性博弈方是否存在进化优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①理性博弈方会尽早采用新技术,而市场对产品较高的需求增长会推迟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时间;②理性博弈方要求政府补贴越少,产品市场需求增长率越高,政府为推动新技术采纳要支付的补贴也应相应增加;③较高的产品市场需求增长率和新技术采纳成本最终将理性企业逐出市场,而适当的政府补贴有利于理性企业生存。针对分析结论,提出可以有效推动新技术采纳的G-E框架模型。     

基于不同补贴主体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定价决策研究

基于政府目前对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及制造商实施补贴的现实背景，假设两家技术水平不等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将制造商产品之间的价格和质量差异纳入考虑范围，构建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最优定价模型，求解了在不同补贴方式下的最优定价方式，并在均衡状态下对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补贴方式下，制造商将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和补贴投入的变化情况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政府针对消费者的补贴可以使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制造商获得更高利润，促使更多的制造商进入新能源汽车产业。对制造商的补贴可以使较高技术水平的制造商获得更高利润，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胜劣汰。政府补贴主体应由消费者逐步转向制造商，通过政策引导制造商和消费者进一步增进其对新能源汽车质量的重视程度，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