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团结族”

十多年前我在中俄边境的一个东北小镇上旅行，桦树林里突然冲出一群小孩子，他们呼啸着向我奔来，期望分享到几块糖果或者铅笔橡皮。我随身携带的小玩意儿不多，三个后来的小家伙什么也没分到。望着他们快要哭出来的小脸，我正要开口，不想他们同时转向一个男孩，抢过男孩手中的铅笔迅速跑开，跑出一截安全距离，他们冲着男孩齐声大喊：“阿沙，二转子!阿沙，二转子!”听得出，喊声里含有戏弄与嘲讽。被抢去铝笔的阿沙，满头红发，看得出有明显的俄罗斯血统。此时的他，脸色惨白、一声不吭。     

边境安全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政治特殊性。“空心村”现象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对边境安全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地区”）的乡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边境安全及边民的重要性进行理论梳理及阐述;其次从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延边地区乡村“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大量流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产业及社会保障空心化、民族文化传承受到威胁等四种形式。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收入及生活条件多方面差距、产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再次基于边境安全与“空心村”现象的影响关系,对延边地区“空心村”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存在社会安全隐患问题加大、群众及基层组织防范意识及能力不足、社会资源难以整合、对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产生影响四个层面的问题;最后在边境安全视角下提出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提升到边境安全的高度、发展壮大农村龙头产业,促进村民就业增收、优化边民财政补贴政策,实现“人心齐,泰山移”、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社会管控工作,增强群众向心力、凝聚力、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等五个解决措施。     

“海市蜃楼”二连浩特 内蒙古边境人文地理

1．游客在与蒙古国交界的中国国门前合影留念 2．二连浩特的温州国际商城 3．二连浩特市区街头的恐龙公园 4．满载而归的蒙古国货运车队在二连浩特国际公路口岸     

当“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之后

大约在8年前,我曾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上做田野调查。那里遍布各种我从未见过的稀奇植物物种,以及衣着鲜艳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刚抵达此处,我以为此乃民风闭塞,甚至处于半原始状态的地域。但三天之后就发现,我的房东几乎可以说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     

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

“边界/边境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上.本文对于边境人类学展开视野较为开阔的讨论,拟系统梳理国际边境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阐释美洲、非洲的著名边境研究个案和影响广泛的边境研究范式,进而结合当前我国云南边境的研究现状和田野材料,探讨了开展新型边境研究的可能途径.     

“牛皮鼓”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人类学阐释——以中越边境草果湾苗族村为例

苗族丧葬仪式是其人生过渡仪式的重要阶段,在整个丧葬仪式里,牛皮鼓作为其特殊的符号自始至终都贯穿前后。通过对"牛皮鼓"的文化建构,基于其作为丧葬仪式的核心地位,"牛皮鼓"这一介质致使亡者达到身份结构的另一层转变,在此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参与仪式客属的共同祖先记忆,也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记忆,族群认同与聚合才得以维系。     

村里的“陌生人”：吉林边境村落外来汉族农民的民族志研究

文章以流入吉林边境朝鲜族村落的外来汉族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和分析他们的生活叙事和主观感受,真实呈现人口流动背景下外来汉族农民的生计实践、与当地朝鲜族村民的交往互动、居留本地的意愿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微观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田野资料。研究发现,在吉林边境村落,原本处于不同生活空间的朝鲜族、汉族两个民族的农民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催生的族际接触的契机,建立了生计互补、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关系,也创造了日常交流互助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汉族两个民族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时空的重叠性不断增加,这为他们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基础,有助于边境社会空间新型多民族村落共同体的整合与再造。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民族”百年回眸

本文对１００年前“民族”一词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和孙中山 的“五族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确认 ５６个民族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 ５０年来关 于“民族”概念及译名的讨论等进行了回顾。作者认为，“民族”概念的引入使中国人对自己的人们共 同体产生新的见解，并作出新的分类。中国 ５６个民族的划分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是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合理选择。１００年来“民族”译名之争，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政治意义。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从前期系列缅北冲突导致的问题处理经验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应对体系建设在预防意识的主动性、应急制度的协调性、应急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立足中缅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其应对可从立足跨境民族众多的实情主动应对、立足边境安全事件的复杂性系统应对、立足边疆经济的落后性持续应对等方面予以加强。     

中缅边境战“疫”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基于打洛口岸周边村寨的田野调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而形成的。中国在战“疫”中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与升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蕴含着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指向,是验证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文章通过中缅边境战“疫”叙事,即境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边境疫情防控网格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民族同胞要坚守为民、团结、奉献、奋斗及天下等战“疫”精神,增强“五个认同”,确保战“疫”的伟大胜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开始在各国被激活,“民族认同”问题也就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对近30年来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的有关概念、英译、概念间的关系、基本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并就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今后研究的新思考.     

“大婺江的馈赠,金华人的瑰宝”——“金华玉”文化研究报告

金华山川秀丽,"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是金华地貌的基本特征。这里山水错落的地理环境,为孕育优质的石材资源提供了可能。盛世兴收藏,今天的人们物质富足,在寻求精神安逸的过程中,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把目标投向了玉石领域。金华婺江里产出的黄蜡石如今以金华玉的身份成为收藏市场的"新贵",作为金华地方本土文化符号,"金华玉"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壮族“影子语言”的初步研究

“影子语言”是壮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时所创造的一种语言现象 ,具有从学理上加以研究的价值。其基本特征是 ,以双音词、三音词和四音词为变形单位 ,通过交换两个音节的韵母对“母语”加以变形。被变形的“母语”在交换两个音节韵母的同时 ,往往还在声、韵、调和声韵组合规则等方面发生重大改变。壮族创造“影子语言”的方法可以推广运用到其它语种。本文以壮语和汉语普通话为例 ,对“影子语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研究     

赣南畲族“抄杠”项目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抄杠”活动的历史渊源、活动方式和功能价值进行研究,在分析当前赣南畲族“抄杠”活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如何促进赣南金族“抄杠”活动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旨在丰富畲族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为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尽微薄之力.     

从“维稳”到“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新探

介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案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设性政策建议。进而指出:“稳评”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工作程序从“维稳”的思路逐步过渡到利益相关群体“参与”的观念才是破解目前困局的根本之道。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内涵、特征与驱动机制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对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的双重深度拓展.文章基于族群、系统论等相关理论,对边境民族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进行了新的界定及探讨;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入的边境、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旅游等要素关联属性构建其内部驱动机制;从系统发展论视角,提炼了由引导、推动、实践、保障四重推进体系构成外部驱动机制;并系统构建了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驱动机制.旨在通过全面探讨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特征与发展驱动机制以解析其发展的动力结构,寻求边境旅游跨产业融合的着力点,以促进边境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边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及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

汉语"民族"概念虽然具有含混、模糊的特点,并带来使用和交流的诸多不便,但其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泛,所显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是欧美各国语言的相关术语不能比拟的。它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和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与趋向,适应不同学科民族研究的需要。必须坚持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族群"概念的泛化使用会给我国民族研究带来困惑,不赞同用"族群"来取代"民族"。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