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人文意义

文化变迁是指一种文化因其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质的结构性变化，它不仅包含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传统文化转型和新文化的创建，而且意味着社会成员必然经历新的文化模型。我们研究文化变迁，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主体——人如何建构社会新文化而进行的深刻思考，同时也从文化层面上表达对人自身生存问题的真切关注。本文从三方面考察文化变迁过程，以阐明其独特的人文意义。一、文化变迁：传统文化的转型过程无论是文化内部的革新，还是与外来文化的接触，都应当是相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而言的，都是以一定社会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传统文…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人文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人文知识分子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这一群体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自尊的保持和重建

文化变迁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保持或者重建这个民族的文化自尊。文化自尊是民族文化保护的内在动力。缺乏文化自尊的民族会被动地接受外来影响并逐渐丧失民族个性;文化自尊的先决条件是经济自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自尊的保持和重建,同样体现出这一规律。     

清末民初云南“商绅”阶层的变动及其与近代商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同样承受着历史蜕变的阵痛,在这块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边陲之地上,"商绅"阶层的变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嬗变过程同时也是影响着近代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权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云南"商绅"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产生的流动为"经",以此时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影响为"纬",对这一时期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变动进行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商绅"阶层嬗变对云南近代商业转型产生的影响。     

试析社会转型中区域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以民国时期东北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向现代性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化。东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呈现出发展不平衡态势;多元并存下的变异性;以及外力冲击下的被动性等特点。     

略论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转型

传统行为方式在近代的转型，由于民族情感的驱动，造成了各种行为方式的对立、矛盾以及与思想的疏离与脱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中“克里斯玛”的失落。     

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

近代以降，中国开始经历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变迁是要将清帝国边缘藩属及其中的部落族群转化为民族国家内的边疆与少数民族。西康作为一个关键而典型的边疆区域，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一改造实验的前沿地区。本文以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进行的两个社会考察为例，通过图文分析说明边疆社会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再现，从而探讨知识生产和时代结构之间的共振互动，评估地方改制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调适摆荡。此项研究有助于融通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研究，为理解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转折提供另类角度。     

在发展与变迁中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

当前,大部分正经历着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少数民族社会,呈现出迟滞与非协调发展的态势,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国家在指导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在引入现代文化与发展措施时,没有有机整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文化的传播与借取产生主动的对接,从而未能实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主动调适,以至于少数民族社会在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和谐、非协调、迟滞发展的现状。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与发展目标之际,深感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进程日益加快的形势下,有机整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是实现少数民族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意义深远。     

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的农业商品化浪潮——以滇西北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近代地方民族商人发展崛起过程中对滇西北多民族地区农业的商品化渗透为研究基点,探讨并梳理了滇西北民族乡村农业商品化浪潮下的发展表征和具体变迁内容.研究表明,在以滇西北为缩影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乡村地区的农牧业商品化发展的过程中,本土民族商人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者角色,而且其实际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这是这个特殊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近代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景象.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原因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时代动力,转型过程仍受中国文学的传统影响。古代文学发展的式微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变革压力为文学近代性的最初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人重新定位价值方向和精神需求的一种反映。但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通常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民族审美心理的趋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近代文学终究无法摆脱中国文学的古代影响,也无法突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形式。     

论特定时空关系组合内的中国边疆政治

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边疆与内地互动的不断强化,深刻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疆与内地的时空关系组合,造成边疆政治中的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问题等跨越传统的时空关系组合。同时,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边疆地区的人口多向流动等诸多因素,导致边疆的社会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边疆为中国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空间与丰富资源,中国边疆的发展价值与潜力不仅要逐步赶上内地,而且将超过内地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的边疆政治集中体现为"四边",即边界、边防、边疆、边民,要高度重视边疆政治问题,彻底转变传统的"重内轻边"的观念,抢抓机遇治理好边疆,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西南边疆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和各地区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对我国正处在急剧转型期和加速发展的边疆,更应坚持这一发展战略选择.西南边疆是我国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地区,又是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层次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面大、生态恶化加剧的地区.针对西南边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云南与中南半岛跨境民族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走向

本文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三个方面考察和论述了云南省与周边跨境民族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很脆弱,也很顽强,它会迅速适应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又有抗拒同化的强大生命力。     

"闯关东"与东北民间社会风俗的嬗变

清代至民国,“闯关东”移民大批进入东北,致使东北地区的社会风俗———无论是人生习俗、生活习俗,还是岁时民俗或信仰习俗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北地区对移民风俗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优化整合,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关东,又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习俗由民族性特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闯关东"与民间社会风俗的嬗变

清代至民国,“闯关东”移民大批进入东北,致使东北地区的社会风俗——无论是人生习俗、生活习俗,还是岁时民俗或信仰习俗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北地区对移民风俗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优化整合,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关东,又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习俗由民族性特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东北地区的发展逐渐接近内地文化水平,大大促进了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