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从文艺本质观看古典文艺美学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有着自己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包蕴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这在其文艺本质特别是“言志说”和“缘情说”中有深刻的体现。在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 ,“言志说”、“缘情说”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两种文艺本质观。当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内涵可能会不完全一致 ,但此中内蕴着的宝贵的人文精神却是相对恒定的。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荀子的《诗》学思想

荀子融合了儒、法两大思想,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偏重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荀子的<诗>学思想特征与其整体思想相一致,主要表现为:以<诗>循道,重视<诗>的教化作用;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学以致用;遍引<风><雅><颂>,以实践倡导<诗>之功用.荀子引<诗>具有浓重的政教色彩,大多属于断章取义,表现出通经致用的特点,客观上为汉代<诗>学奠定了基础.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