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邓小平公正思想的理性批判与现代重建

邓小平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公正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性的批判性思维重建了当代中国的公正思想。他主张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反对封建等级思想;主张共同富裕的目标,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同时提出规范收入分配政策,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化。邓小平的公正思想体现了历史的精神,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理性精神,也体现了自由、平等和社会合作三位一体的精神。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卢梭社会观的理论起点

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而卢梭关于社会观的理论起点主要是自然状态说与社会平等说。     

从《文选》看艾略特早期诗学思想

早期艾略特全力反对浪漫主义诗歌对个性的张扬,反对情感的直接再现,主张扩大诗歌内容的范围,用“客观对应物”来唤起感情、表达感情。这一思路与特别强调“比兴”作用的中国古典诗学相视而笑,与刘勰的“拟容取心”说尤为契合。本文沟通中西进行比较研究。艾略特强调思想进入诗歌必须与感觉相结合,因此推崇英国玄学派诗人,讲究理趣。他反对传统的批评方法,强调对文本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其批评实践为此后新批评派的“文本阐释”树立了榜样;但他又不同于新批评派,因为他仍以“传统”作为判断的客观标准,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不断得到修改和调整。艾略特反对抛弃传统,也反对墨守成规,主张转益多师,推陈出新。凡此种种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杜威的教育、社会思想回顧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进步主义同保守主义及本质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中受到了讽刺。这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某些含糊所引起,或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同于杜威写作时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来阅读他的著作而引起的。杜威在大学时,是黑格尔的信徒,后来他摒弃了唯心主义而发展他自己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思想方式。由于杜威写了不少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著,使他在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学院里成为一个权威。他对美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最大。杜威成功的理由是由于他主张把教育同文化结合,学校同社会实际生活结合,并建议把学校看作是社会的建造者。他指出二元论思想对社会和个人的损害,主张一切个人要求和兴趣都要服从社会利益和批判理智的判断。他把教育同科学方法相联系而不同任何偏见,宗教或形而上学相结合。与其说杜威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不如说他是这个运动的批评者。他重视个人才能的发展,但在处理上同进步主义者有区别。杜威教育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在他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最初他认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和评价在于培养社会个别成员成为完人。1928年访问苏联后,却转为倾向社会主义。他主张教育工作同社会运动和社会纲领结合起来,但又警惕到教育受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党派精神的侵蚀。作为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者的杜威思想可能比作为社会实用主义者杜威的思想来得经久些。     

美国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对策再考察

在美国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对策中,尽管以军方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方案,试图把中国核武器计划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以罗伯特·约翰逊为主的国务院务实派占据了主流地位,他们反对军事打击方案,主张理性应对核中国,这种主张影响了约翰逊总统的最终决策。     

革命与改良之间:严复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通过对进化论的独特理解,严复提出了文明排外和发展民力民智民德的社会改良之路来解除中国的生存危机,因而他坚决反对辛亥革命所提出的暴力排满的主张,也很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但他对辛亥革命所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既有反对的一面,又有可以接受的一面。由此可见,革命和改良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     

人的发现--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思想

颂扬人的高贵,反对神学对人的蔑视;提倡人的现实幸福,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推崇理性与科学,反对盲目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主张人的自由和平等,反对封建等级桎梏,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希腊精神与科学

希腊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希腊精神是理性沉思与热情相结合,代表希腊理性科学特点的数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与宗教感情融合在一起的,希腊科学与这种宗教感情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宗教感情推动科学家作理性的沉思。科学与伦理相结合的基本思想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特点之一是企图把基督教的信仰提升到科学理性知识的地位。科学虽然沦为神学的婢女,但神学也起着保存科学和希腊科学精神的作用。当前的重要问题是,重实验方法的近现代科学需要恢复希腊的自由精神,为符合道德要求的效益而从事科学探索是希腊“自由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要大声疾呼恢复希腊科学的“自由精神”,要着力反对为谋个人私利而科学,特别是要反对那种违反人类道德和灭绝理性的科学活动。西方科学用数学的方式来解释现象,这既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缺点是把一切事物都片面地加以量化;中国传统主导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优点正在于对事物作整体的把握。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的缺点在于割裂、分离,那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则在于笼统。中国科学的发展应该走一个“之”字形的道路:从原始的整体思维,经过推理和实验的剖析,达到更高一级的整体把握。     

论西方美学与李泽厚美学渊源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典文化是“以乐为中心”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有着西方“游戏说”、“快乐说”的影子;李泽厚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也来源于形式主义美学,他在其理论形成的后期提出了“度”的概念,主张用历史本体论反对任何精神心理实体的存在,这一思想的转变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符号论美学中艺术不是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现,而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符号的“情感符号”理论也得到了李泽厚的重视,因而其实现了从群体性向个体性、必然性到偶然性、理性向感性的学术转向.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同样影响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试论中国五四世界语运动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五四时期尤为显著,但未遂五四先驱们所愿的成功。究其发展的原因:一是合乎当时社会需要;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三是其顺乎人类共同理想。而其受挫的原因: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改行世界语不现实;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人们对之了解不深;三是世界语运动者目标不一致。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抒情学的生成、发展及其汇通轨迹初探

从字源学入手 ,文章清理了抒情学在中、西生成、发展 ,以及如何以“五四”为契机在中国汇通的轨迹。同时 ,较认真地考察了“抒情”与“言志”的区别乃至前者何以不被重视直至“五四”才开始彰显的原因 ,并尝试从心理学 (EQ理论 )、人类学角度阐明感情 (抒情 )活动在理性思维中的作用以及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比较乐观地预测了本世纪抒情学发展的可能性     

浅析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以五四精神淬炼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信念

100多年以前,我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青年是发起五四运动的主力军,在五四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此,青年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开启了青年发起进步运动的先河。当代青年应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宣扬现代精神 塑造理想国民——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本土特征与特殊使命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繁荣之时,恰是＂五四＂精神影响深远之际,小说家们塑造了霍桑等具有＂理想国民＂特点的侦探或侠盗形象,并努力宣扬＂科学＂、＂法制＂等现代精神,试图将侦探小说作为市民的＂通俗教科书＂。因此,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体现了＂启蒙性＂这一本土特征。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中国侦探小说家通过作品对国民进行＂启智＂和＂劝善＂的努力不容忽视。     

梁漱溟与中国讲学传统

在国人尊西学若圣经,弃中学如毒液的"五四时期",梁漱溟"逆历史潮流而动",致力于"纵向接续"中国古已有之的讲学传统以"匡冀夫学校之不逮",复活彷徨、颓废的青年,拯救凋敝、衰败的中国。乃源自其对"旁采泰西"的教育模式由于"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水土不服而融合了东西方知识与情意教育各执一失之弊端的批判意识、深刻的精神炼狱式的生命体验及其对于东西文化路向的独特理解。梁漱溟一生的教育实践,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倡导的"再创讲学之风"。因此,讲学是理解梁漱溟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关键所在。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滥觞与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具雏形于五四时期,普遍流行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是现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直接源头.其内涵丰富,取向悬殊,局限性明显.     

民国初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而把它纳入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而从清末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竞争与结果来看,五四时期各文化派别都试图完成清末民族主义未竞的民族文化的重构任务.而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是否被解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各派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模式呈现出多元性、对立性、不耦合性,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话语,文化整合的任务依然是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