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伊~”等并非附加式双音词

就学者新说中古诗歌中＂伊＂＂於＂＂为＂＂试＂等是词头,＂应＂＂已＂＂云＂＂来＂＂其＂＂取＂等为词尾的观点,文章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作细致准确研究,论定它们都不是附加式构词。得出结论为：＂伊~＂或表肯定和强调语气,或为判断系词;＂於＂为＂於乎＂之省,＂为~＂为泛义动词;＂试~＂或为动词＂尝试＂,或为副词＂姑且＂;＂~应＂为动词＂应当＂;＂~已＂或是＂以＂的通假,或为副词＂已经＂;＂~云＂,或是动词＂说＂,或为＂运＂的通假;＂~来＂为助词;＂其＂为助词,＂载＂是＂才＂的通假;＂~取＂为泛义动词。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提升译作的翻译效果,＂忠实＂原文是必要的。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一味强调＂忠实＂,就无法真正显示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明确的是：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在制约因素既定的前提下,选择＂忠实＂与＂灵活＂的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只有结合实际翻译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翻译出成功的作品。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董秋斯异化翻译策略原因探究

译者的主体性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任何译文都是译者有目的的选择的结果。本文以探究董秋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原因为例,以翻译＂目的论＂作为理论支撑,探讨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原因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译者主体性与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

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必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是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方面探究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内在本质,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对比分析

为弥补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对比研究的空缺,从译者主体性角度阐释了译者在两种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关联翻译观视阈下,为了寻找最佳关联,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在生态翻译观视阈下,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要发挥主体性进行多维度的选择与适应。研究发现：在关联翻译观和生态翻译观视阈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都会受到限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生态翻译观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限制因素要比关联翻译观视域下的限制因素更加宽泛。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功能翻译理论在汉英颜色词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功能翻译理论对汉英颜色词翻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目的法则＂可以使译者摆脱传统＂对等＂的束缚,积极发挥译者能动性;＂连贯性法则＂可以指导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基础之上,根据译语读者文化,采取直译、转译或意译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加译文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而＂忠实性法则＂则强调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是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的,译文必须尽可能达到传达原文内涵的预期目的。     

翻译主体间性下译者的创造性——兼评《锦瑟》英译

随着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发展,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提上日程。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借助客体而进行的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和互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正是一种主体间性事实。结合翻译的主体间性对诗歌《锦瑟》的几种英译进行比较,进一步说明译者的主体性是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之上。     

试论英诗汉译中的音乐美

音乐美赋予诗歌独特的魅力。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在英诗汉译的过程中 ,音乐美会削弱 ,丢失 ,甚至失去本来的面目。本文通过比较的方法 ,讨论了如何在忠实原作创作精神的基础上 ,再现原诗歌的音乐美。文章通过比较、讨论和分析得出结论 :1.好的译本一定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 ;2 .音乐美是由源语的文化内涵和译者的翻译观 ,以及翻译方法共同决定的 ;3.通过一定的翻译技巧 ,音乐美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再现的。     

含蓄逸雅和浮华媚艳——中国仕女画与日本美人画散论

中国仕女画发端于战国时代,兴盛于唐宋时代,衰微于明清时代。日本美人画胎息于中国的唐代仕女画,并且长期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风格的影响下发展,直到江户时代浮世绘美人画的崛起,才形成日本民族风格的特点。与日本美人画相比较,中国仕女画的艺术形象具有柔和恬静典雅内美的特征,而日本浮世绘美人画则浓艳媚俗浮燥外华,两者在艺术风格上的显著差异乃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传统和习俗所造就。     

中国开放式基金基准组合正交特性的实证研究

基准组合具有某种正交特性（orthogonality properties）。把管理者组合（P）分解为基准组合（B）和积极管理的组合（A），其中基准组合不包含管理者的私人信息。用M代表市场组合，研究得出：cov（B，A）=0，cov（A，M）=0。进一步推导得出：β[P，B]=1，β[P，M]=β[B，M]。本文通过对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各基金所声称的基准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我国基金市场开放式基金基准组合并不具有正交特性的结果。     

三星堆文化与美学研究

三星堆文化以其丰厚内涵、独特风貌举世瞩目,但面对这一"内隐的美学"现象,美学研究基本"失语",造成其有"美"无"学".究其原因,是由于学界长期以来重文献研究而轻文物研究、重周后的研究而轻周前的研究、重上古中原文化的研究而轻上古周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迥然有别,呈现出"张扬之美",对其展开审美透视,可为华夏美学的多元共生提供发生学证明,给华夏美学增添新的篇章.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美的事物与事物的美

柏拉图关于"美是什么"的追问,至今尚无结论。其实对这种形而上的追问,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客观的科学结论的。"美的事物"与"事物的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的"美"是形容词性的,后者的"美"是名词性的;前者是社会科学,后者是自然科学。美学真正要研究的,应该是"美的事物",而不是"事物的美";应该是美的原因,而不是美的本质。美的原因就是客体事物对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这其中的"需要",不能仅仅是精神上的,还应该包括物质上的。客体或审美客体,对主体或审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对主体的美的程度就越高。     

从康德、哈特曼到庄子的崇高美

康德将崇高看作是美的一般而不是美的一种,哈特曼认为崇高包蕴于美中而不独立于美。而从庄子的《逍遥游》中可以看出,崇高是被揭示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生活的方法,崇高美是崇高的意识所具有的感情的性质。     

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

唐前传记文学之所以能走向永恒 ,首先由于传主本身具有生命价值 ,其次传主个体生命已融入到民族生命之中 ,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传记作品具有美感效应 ,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不同种类中草药及其配比对吉林白鹅的增绒效果的研究

本文以吉林白鹅为试验材料,根据吉林白鹅羽绒生长规律及中草药的特性,配制出三种不同的中草药添加剂A、B、C三组饲喂吉林白鹅,D组为对照组。通过中草药对吉林白鹅生后期毛囊发育过程影响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从而分析中草药添加剂对增绒效果的影响。与对照组D组相比,A、B、C三组吉林白鹅毛囊发育状况均好于D组,效果显著,且C组最佳。     

浅析汉日[主题]和[主语]对照

关于[主题]和[主语]这两个词,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很多讲授者在回答这两个词的区分问题时,都会以「は」和「が」的区分作为分析的论点。「は」是表示主题,而「が」则表示主语。表面上看已经解决了关于主题和主语的区分,但实不则然。本文将从汉日互译的角度出发,基于「は」和「が」的基本含义之上,分析[主题]和[主语]的汉日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