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

关陇作为中古地域政治文化集团概念是由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学者王知三等人借关陇概念描画关山龙山地区民俗文化特点亦有新见。陕西高校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立足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大局,遵循高校服务社会地方的办学与科研宗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关中西部—陇东这一地理范围,从而形成新关陇地域文化研究区域。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方言接近,同属中原官话秦陇片;生活文化习惯十分相似,在饮食、居住、民间节庆及其文艺传承方面,甚至比关中东西部的差异更小。周秦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地源远流长!     

甘肃洮州方言成因探析

甘肃洮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次方言区,属中原官话,但其中又兼具江淮方言、吴方言的特点.洮州方言是生活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两县以及迭部、夏河、碌曲等县的部分地区汉族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各民族相互交际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江淮移民、历史行政区划、语言接触等方面对洮州方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考究分析.     

都昌方言与邻县方言的关系及其成因

都昌方言归属于赣语昌都片,全县方言可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片,东部与西部差异较大,中部表现为东部向西部的过渡。从自然地理上来看,都昌邻县主要有湖口、星子、鄱阳、彭泽、余干、永修、新建、南昌县。从古音韵今读特点来看,都昌西部同星子、湖口、永修方言有更多的共同点,东部同鄱阳、彭泽更具趋同性。都昌方言内部差异及其与邻县方言亲疏关系正是赣文化多元一体化的诠释,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同历史行政地理、不同历史时期人口迁徙、自然交通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西吴城方言与南昌方言的词汇差别

吴城,是一座千年古镇,曾被称作"小南昌";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吴城方言与南昌方言同属赣语昌都片.两地方言的词汇差别表现在构词、词义和特殊词三个方面.     

关中方言的词缀

关中方言区大部分地点方言有儿化现象,相对看来,西安、商州、武功、户县及其附近地区儿(化)尾词较多,扶风、眉县及其以西儿尾多自成音节,且儿尾词较少.西安等处单音节名词重叠成AA式后有小称作用,加上儿化作用又兼爱称,加上子尾无爱称.关中方言区以旬邑、西安等方言点子尾词为最多,且名词、形容词、量词可带子尾.关中方言的头尾与普通话特点基本一致.关中方言有一批能产性较强的形容词后缀,构成了形容词生动型."圪"字的使用范围由晋语区延伸到关中方言区,以旬邑等处方言使用频率最高.     

豫西北获济小片方言区成因探蠡

河南西北部的18个县市在语言上被划入晋语邯新片获济小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方言区,从语音上来讲,这些地区的方言的确与山西话更为接近。该方言区形成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与该地独特的地理条件及与晋地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关,移民要素也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豫西北获济小片方言区形成的原因,希望借此解开长久以来人们对该地"河南人不说河南话"的疑问。     

方言地理学视角下城乡方言接触现象分析——以徐州市、铜山县方言韵母鼻音同化为例

观察不同方言之间的接触现象对分析、梳理方言演变特征及轨迹起到重要作用.徐州市和铜山县两者虽然方言差异不大,但是两者行政归属上的"市辖县"和地理位置上的"县廓市"的特性对两地方言的演变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结合两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和人文等方面的资料可以有效地观察到市县方言接触过程中的具体现象,为研究不同方言接触提供一定的参考.     

明代固原的马政制度

宁夏固原地区,地处祖国大西北内陆,现置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彭阳六县。 明初,固原地区均属陕西布政司辖,成化四年(1468年)设固原卫,弘治十五年(1502年)升固原卫为固原州。当时,固原和辽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太原、蓟州一起称“九边重镇”。成化十年(1474年),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移驻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固原被视为北线要冲之地,“左控五原(在今宁夏境内),右带兰会(今甘肃兰州、靖远、会宁一带),黄流绕北,崆峒阻南,称为形胜。”由于军事防务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固原成为西北最大的军马基地,朝廷设马政机构,成为一种与地方政权并存的机构。     

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移民和政区沿革是这些因素中两个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方言地理与移民史和历史行政地理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谁都知道客家方言是西晋末年以后几次大规模移民的直接后果。虽然对移民与方言的关系至今还很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无论是历史学界或语言学界都承认这种关系有重     

云南方言"K-VP"问句来源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K-VP"问句是两种正反问句中的一种,这在江南一带和台湾汉语都有,在东南亚个别语言中也有.而这种问句的地理上分布在云南最为集中.云南方言的"K-VP"问句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云南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这种问句,云南周边其他省也没有这种问句,云南方言的"K-VP"问句是历史上汉族移民带来的.云南也有少数靠近外地的地区存在两种对立问句形式,而两种问句其时间层次应当不同.纳西语有"K-VP"问句,这也许是历史上受汉语方言的影响的结果.     

《村子》方言语词拾零

《村子》是陕西岐山籍作家冯积岐所著的一部以关中西府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乡土小说，其浓郁的乡土味得力于54个方言词、6条俗语、16条歇后语的使用；对其穷尽式整理释读有利于文本的解读。     

陕西富平方言非叠字两字组的连调模式

富平县位于陕西省中部,现属渭南市管辖,其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本文在描写富平方言基本音系的基础上,引入“中和调”的概念,分析探讨富平方言非叠字两字组的连调模式及特点。     

关中方言的形成及新时期关中方言研究现状

陕西关中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无论地望、人文抑或方言，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突出地位。关中方言是关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千百年关中文化的载体，从古至今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就关中方言的历史形成与研究现状做以筢梳，旨在显示新时期关中方言研究的实缋，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应该努力的方向，使以后的研究能更加深入。     

郑国渠技术成就研究评述

"灌溉之最"郑国渠,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北部,是我国古代修建的最长的灌溉渠道。水源引取自渭河的支流泾水,创建时渠首工程属无坝引水类型。作为我国水利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诸多设计思想,为后世水利工程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宋代的边防林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利用森林树木构筑军事防御工程的传统。出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围绕着与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接壤的边境,宋王朝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以及江淮、荆襄地区进行了大量森林植被的培植和保护。从时间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两宋边防林的形成是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边防林的建设与保护一直是两宋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边防林的营建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两宋边防的安定,并对边境百姓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陕西商洛“广东话”语音研究

明末清初，伴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陕南”的移民运动，大批居住在以今广东嘉应州为中心的客家人从广东辗转迁徙至今陕西商洛境内。他们居住的地方仍以“广东”命名，以示不忘其祖。商洛本地人称他们及其后裔为“广东人”，称他们说的方言为“广东话”。考察历史文献资料，对照客家话的语音特点，可以看出商洛境内的“广东话”其实是客家话与商洛本地话进一步融合形成的客家话的变体。     

地方志所见吴语方音考略

地方志是记载一定时空内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其中的方言材料是研究古代汉语方言的重要资料之一,据此可以回溯现代汉语方言的历史。本文选取宋代以来几部重要的江浙地方志,简要考察其中的吴语方音现象。考察时,一方面结合其他文献,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吴方言。     

"海侵"与"海退":河陇上古汉语方言地理变迁

河陇上古时期汉语方言地理的变迁是与边塞防御区的盈缩密切相关的.所以边塞地区戍卒战守、移民屯垦以及新辟疆土的郡县设置就成为汉语言扩展的主要标志.秦汉时期是汉语向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绿洲及温暖河谷扩张的重要时期,河陇上古汉语方言区域的分异与整合,正是这一变迁过程的具体反映,这次拓展为汉语言成为河陇优势语言奠定了基础.     

客家方言与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

客家方言及民系形成的时间、地点问题，是客家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争议较多的问题、本文从移民走向和人口变化、汉畲杂处等新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赣方言形成在先，客家方言是北宋中期在赣南形成，而客家民系则到南宋中期闽粤赣三角地区全部客家方言化后才告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