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乐记》及其音乐美学思想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音乐美学原理和创作的基石,它对两千多年来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我国音乐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有关《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内容 关于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学者就存有分歧。一说为战国初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乐书》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但公孙尼子究为何人?史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郭店简与《礼记》二题

从《礼记》与郭店简的比较看,传说中的《子思子》一书既有子思记述孔子的言论,也有子思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礼记》收入七十子的著作时,作了适应时代的删削,但仍是进一步研究孔门思想的宝贵资料。郭店简与《礼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某些接近,说明它虽不必被称为《礼记》,但却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礼记》的置疑。     

再论《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乐记》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迄无定论。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本文在考辨诸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出土文献,对《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新的论证。     

从出土《五行》版本差异看子思著作与道家的关系——兼论先秦儒家学派争鸣初始阶段的特点

由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版《五行》及郭店楚简版《五行》的差异,可以判定子思的思想与道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由于各学派间的分化和对立,后世儒家学者对前辈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但与后世各家学派之间有目的、有计划的激烈斗争不同,儒家学派的初始成员对其他学说还是持一种包容和学习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误会,可归结为遭遇性的误会.而随着世新俗异、学派纷起,儒家被迫参与到各派的争鸣之中,并注意维护自身学说的权威性和强调自我继承的正统性.     

从《论语》到《五行》——孔子与子思的几点思想比较

《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子思子创立了五行学说,并为孟轲继承,但五行的具体内容却早已失传。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这一历史谜案才算告破。但帛书《五行》与《孟子》和已佚的《子思子》关系如何?是思孟之间的作品还是孟子或孟子以后的作品?则仍难遽定。1993...     

《乐记》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

我国古代教育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常常以“弦歌之音不绝”来形容教育的昌盛.《六经》是先秦儒家看作必读的统一教材,其中有《乐经》,后来遭秦火失传了。《礼记》中有《乐记》,根据《史记正义》的记载和郭沫若的考证,《乐记》中一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的作品;一部分是汉儒纂辑的,已发展了公孙尼子的思想,总结了战国以后包括荀况在内的儒家关于乐教的理论。先秦也有反对音乐的,如墨子就著有《非乐》篇;“但墨子主张非乐,并不是为乐(yué)不乐(lé),是因费财力、人力、物力,老百姓既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国际税式支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如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制度,加强税式支出的监督与管理;适时将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与改进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总结国际上税式支出管理的主要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与改进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结合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国情,重新界定税式支出的范围与活动领域;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监督制度;逐步把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与承运人无单放货责任的认定

通过对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引申出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的概念 ,提出持有提单是主张提货权的必要条件 ,提单持有人可以凭提单而请求提取货物是主张提货权的充分条件 ,指示提单只有通过有效的背书才能成为提货权的凭证 ,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提单项下的提货权 ,提货权是索赔人以承运人无单放货为由向承运人提出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关于产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考察

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可以划分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阶段。传统产业竞争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国家的生产要素结构和产品的要素投入结构是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指出,规模经济、产品生命周期、代表性需求等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强调,钻石体系愈完善,产业愈能确立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对于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