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生命本原说之探讨

讨论和比较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源于父母之精,生命过程的维系依赖于一身之气。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桥或气。因而在中医学中,不能说人体生命是由人体内之气生成的,而应坚持和发展中医学的精为人体生命之本原、气为人体生命之维系的理论,并逐渐淡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     

老子哲学和《内经》医学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医学是唯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学科。而这种理论体系的形成,除了我们祖先的丰富医疗实践为它奠定基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特别是老子哲学对它的影响。为了探讨中医学和哲学的联系,本文试图就《黄帝内经》和老子哲学的关系谈一些个人学习的粗浅体会。     

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访全国著名中医哲学研究专家刘长林研究员

刘长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年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哲学,在中国传统科学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医方法论等学术领域造诣颇深,对中医学的学科特点、前途与发展方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拉卡托斯理论分析

伊.拉卡托斯认为,一种科学研究纲领主要由硬核和保护带等部分组成。以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全新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硬核由"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两部分组成,其保护带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十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纲领是进步的、成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要坚守"内核",适时调整"保护带"。     

从传统哲学理论看现代中医临床思维的培养

《尚书》的五行和《周易》的阴阳均抽象于具体事物本身而演化为整个宇宙间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功能学说。在古代中国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均是中医理论的基石和构架,传统哲学中的整体模糊思维遂成为中医之主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拟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整体模糊思维的关系及现代中医临床思维的发展。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应用

澄清了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内容,对应于其内容,论证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技术探究理论以及杜威的技术价值观与技术伦理观等,是他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而工具主义方法则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引入技术哲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实践唯物主义的三个里程碑和经济哲学的三次提升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学术范式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马克思本人创立的第一个哲学形态是经济哲学。迄今为止，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已经历了三个里程碑，从而形成了经济哲学形态的三次提升。一是马克思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逻辑架构的构建和经济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硬核的探讨和经济哲学学科的创立；三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弘扬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发展。     

实话中医--中医学及其发展的哲学思考

中医学不是自然科学的分支 ,它一直与中国古代哲学交融在一起 ,没有分离。中医学有着自己对生命本体的认识 ,有着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过程。而在对中医学发展的研究中 ,常常将中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分支 ,对中医学与其它自然科学、西医学和药学作同样的要求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西医学的方法和药学的方法对中医学进行研究 ,这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用“实话”将其简单化些 ,让中西医两个医学范式自然地以本来面貌发展下去 ,实在是一个简单而又需要重视的问题。     

好学近知 力行近仁——论吉林师范大学校训文化的哲学内涵

校训文化是中国大学文化发展中形成的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中国师范大学校训文化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的校训,形成了中国师范大学校训文化的纲领,对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吉林师范大学的校训文化体现出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哲学内涵与人类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     

老子认识论与《内经》医学认识论

有机气化论宇宙观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并非是西方式的静态分析的本质论的认识论，而是以虚静的方式去把握事物整体动态之常的“求常”认识论，这一思想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古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内经》的医学认识论从主客体两方面发展深化了老子的虚静认识论，成为中医学主导性的认识方法，     

论中医理论的自然哲学性质

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性质的医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概念直接构成中医的理论概念。“粗守形、上守神”的中医理论思维追求说明中医在理论上注重对医学问题本身的形而上本质的研究。中医理论用感性名词概括抽象医学理论,是古代自然哲学朴素性的表现,也是中医理论从形而上直接走向临床应用的桥梁。中医理论的辩证施治原则充分体现了古代自然哲学的辩证法性质。     

中医“证”“象”的现代哲学解读

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皆根源于物质本原论哲学,而物质本原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有自己的无限发展远景。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切现代科学和西医学的成果都可以考虑为我所用,但一定不可放弃以"证"/"象"为本位,一定要保持对对象自然整体状态的全面考察。超越片面性哲学的束缚之难,是中医存亡与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在面对这种难局的斗争中,从中医的视角,更加彰显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伟大成就。维护和弘扬中医学,既是时代赋予我们发展中国医学事业的使命,也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使命。     

试谈“气”与“象”范畴的深刻内涵与中医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气”范畴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伟大发现 ,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 ,而“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 ,又具有科学的应用价值。“气”是中医学的立足之根 ,但对气的认识目前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阶段 ,终有一天 ,中国古代的“气”概念得到挖掘和阐发 ,将可以跃升为具有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论。“象”的实质是气 ,是气的流动。中医学以“象”为依据 ,来理解人体构造和生命机理 ,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质不同 ,在整体层面上又高于以形体为本质对人的研究 ,使中医学比长于把握事物的静态类别的西医学 ,在把握动态的个别方面 ,具有优势 ,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药物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原因 ,这种治疗上的成功在科学方法论层次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说 ,中医学因为有自己深刻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 ,从而它的发展根本上不是对西医式的物理化学模型的还原 ,而是有着特殊的广阔远景 ,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中医语境的范畴看思辨格局

语言的范畴是思想的格局。中医语境的范畴与古代汉语相比要少得多,而在为数不多的几对范畴中,阴阳的覆盖面却过于广阔,结果使中医思辨总是囿于阴阳的格局之中。另一方面,一些古汉语中的重要范畴在中医思维中的缺失也规定和制约了中医的思维形式:未能从古汉语里引入“有无”范畴,可能与中医轻本质重现象有关;未能引入“自他”范畴,可能与中医注重主观感受有关;未能引入“分合”范畴则可能与中医注重整体关联有关。     

方剂·偏方·药文学——传统中医药文化三题

中医药的方剂、偏方和古代的药文学,是传统中医文化的三个特有现象,其中蕴含着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个性化治疗思想,“悬壶济世救苍生”的公众精神以及儒医不分、文医联姻的人文精神,这表明古代中医属人文型人才。传统中医药学的个性化、公众性和人文性,对当前我国医药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中医未效仿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的原因与启示

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医学与实验科学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传统中医未效仿近代科学实验方法，不仅与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整体上的落后直接相关，而且缘于中医科学范式的特质和方法的宏观整体性。弄清这个基本问题，有利于正确地选择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中药鉴定中的应用

中药鉴定学是一门传统而古老的学问,是随着中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中药鉴定学已成为一门系统而完善的学科。近年,国家制定了中药现代化发展规划。为了保证中药的质量,各种现代的鉴定法越来越多地在中药鉴定中被应用。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HPLC-MS)联用技术,将HPLC对复杂样品的高分离能力与MS的高选择性、高灵敏度以及能够提供分子量与结构信息的优点结合起来,可对中药质量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本文就HPLC-MS联用技术近年来在中药材和中药制剂指纹图谱研究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中国谋略思想的古代及近现代哲学渊源

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中国古代哲学,促进了中国古代谋略思维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使中华民族在谋略的研究和运用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21世纪,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背景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传统哲学已不能全面承担起指导谋略的历史重任。中国哲学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与体现了现当代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来丰富中国现代谋略思想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