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服硫黄”考论

白居易《思旧》诗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之句,所言退之究竟指谁,历来多认为是指韩愈。韩愈是否死于“服硫黄”不仅是其生平大端,而且与评价其攘斥佛老的立场及其为人为文品格关系重大。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条分缕析,支持了韩愈未曾服硫黄的少数派意见;并对白诗中的“退之”作了一些推测,从而拓宽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韩愈籍贯考析

韩愈籍贯考析张晓刚，水仲贤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世称韩文公。千百年来，关于韩愈籍贯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其流行的说法主要有四种：“昌黎说”、“修武说”、“孟县说”和“邓州南阳说”。笔者认为，就此四种说中，唯“邓州南阳说...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苏轼把韩愈改变诗格和颜真卿的破坏传统书法相提并论,而对杜诗、韩文、颜书又都称之为“集大成”的成就。他既对旧传统的破坏表示惋惜,又对这些作者的卓越创造表示敬佩。他的思想矛盾,反映了这个问题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对原来形态有所改变,不可能原封不动。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唐春生梅尧臣师法韩愈，前人、今人早有评说。清田山《古欢堂杂著》云：“梅、欧、王、苏、黄、陆，皆……入昌黎之室。”叶燮《原诗》云：“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韩愈）为之发其端。”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梅圣俞亦颇效...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浅谈韩愈对散文发展的一些贡献

韩愈是唐代反对齐、梁以来的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对韩愈这个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争论的。宋代的苏轼推崇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朱熹则严厉地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     

论韩愈“古文”的涵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倡导古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韩文公庙碑》),远承西魏时之苏绰、隋时之李谔及初唐时之陈子昂,近接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梁肃等古文先驱人物,下开北宋欧曾王苏诸大家,“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新唐书·韩愈传》),使“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其“摧陷廓清之功”(李汉《唐吏部待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发扬光大散文之勋,彪炳史册,惊耀天下,不可磨灭。然时至今日,到底韩愈所谓的“古文”的涵义是什么,尚无专文论及。一些论著虽偶尔说到,似乎并未解决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在此略陈一管之见。     

韩愈的“文统”论

本文认为韩愈的“文道”观与孔、荀等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文道”现实质上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不能将韩愈“文为贯道之器”的创作宗旨，视作是对儒家创作路线的忠实继承。本文试图辨明韩愈“文统”的来源并对其文学思想略抒己见。     

浅论韩愈的“诛民”说

论及韩愈思想,专门谈其对待人民态度问题的甚少,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是持否定态度。尤其对韩愈的“诛民”说,一些学者更是直接斥责,毫不留情。这些都不十分符合韩愈的思想实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韩愈的“诛民”说,我们不妨从“诛民”说之出处谈起。“诛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论韩愈并不谀墓

对韩愈及其作品之研究,历来甚多。对韩愈碑志文之研究,却微乎其微。而韩愈碑志之作约占韩文总数百分之三十,数量不可谓不多;其中不少篇什,至今闪烁着夺目的光辉,质量不可谓不高。然而竟遭冷落,少人问津,这和长期以来所谓韩愈“谀墓”有重要关系。 刘禹锡说韩愈: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

一、“武功体”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 中唐诗人姚合,世号“姚武功”,其诗被称作“武功体”。对于当时和后世诗坛都有重大的影响。史称其“名为诗,士多归重”。一时诗人如马戴、李频、周贺、方干、郑巢、喻凫、刘得仁等都拜其门下,推崇备至。顾陶《唐诗类选序》中还列其名于王昌龄、陈子昂、韦应物、韩愈等“挺然颓波间,……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的“十数子”之中,表明时人的评价。接下来他更“成了后一期诗人的一个中心”(郑振铎《插图本文学史》),自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发覆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金、元之际的重要文艺理论,很有研究价值。但元好问的文艺思想,并非全是个人独创,而是和师友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例如下面这一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诗中前二句,是秦观(少游)作的,《山石》是韩愈写的一首七言古诗。元好问称赞韩愈的《山石》而对秦观不满。这一观点,出于元好问的老师王中立。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九的《王中立传》裡,说过下面一段话: 余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 蔷薇卧晓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 工夫,何至学妇人。”     

“退溪学”之形成及其特色

李退溪是韩国李朝时期著名哲学家，其学宗朱熹，为李朝“朱子学”之集大成者。本文从三个方面略论“退溪学”之形成及特色。一、考察从１３至１６世纪前期“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流变，以明“退溪学”之所以诞生的条件；二、从退溪本人的经历、个性、学识及修养等方面，论述“退溪学”形成之过程；三、以退澳关于“四端七情”的理论为例，论述退溪如何在朱熹思想的逻辑基础上补充和发展“朱子学”，进而展示出“退溪学”本身之特色。     

略论韩愈散文的两种笔法

韩愈主张“文”、“道”并重,散文创作在艺术技巧及表现手法上颇具特点,“发言真率”和“抑遏蔽掩”两种笔法各臻化境。韩愈散文中“发言真率”之作,锋芒毕露,雄辩劲拔,文势如虹;运用“抑遏蔽掩”笔法则含蓄蕴藉,意味悠然,婉曲尽情。两种笔法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