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及其意义

叙事理论尽管明确了作为叙事主体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注意到叙述者的显在地位,认为读者在叙述者身上察觉了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声音、故事的寓意和独特形式,并完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但种种区分都昭示出叙事主体既矛盾分裂又内在统一的特征。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在小说叙述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成为我们揭示叙事背后内容的隐含结构。叙事源于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表现为作者的"精神分裂"、叙述者的自由与受限以及叙事距离。     

李锐小说叙事声音分析

"叙事声音"是指在叙事性文本中,叙述者以某一视角为基础,选择相应的叙事策略,以传达出某种思想观点。李锐小说中的叙事声音颇具特色。根据苏珊.兰瑟的理论,李锐小说中的叙事声音主要有作者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和集体型叙事声音三类。这三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多种意义生成的可能。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叙事与审美效果试析

从叙事角度探讨《莎菲女士的日记》及莎菲形象审美效果的复杂性和倾向性之生成,认为从叙事角度看,其复杂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故事内叙述者相互矛盾的多重身份之设置;二是故事内叙述者可信度的不确定。而内心观察这一叙事技法的运用则为该文本及莎菲形象的审美提供了某种倾向性,且这种倾向性是内涵丰富、包蕴着复杂矛盾的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海明威《我的老爹》的文本解读

在詹姆斯·费伦运用修辞叙事理论对《我的老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中的叙述声音,罗兰·巴特的“可写式”文本解读方式和布思的叙事理论中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叙事这几个角度对文本作了更进一步的解析。最后对巴特勒的死亡尝试着做了宗教方面的解释。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故事包含着双重叙事的线索,亦即作者讲述的是两个伦理故事。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美国梦的幻灭与延存——《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双重叙事研究

文章依据申丹的双重叙事理论,采取整体细读法,把宏观阅读和文本内部的叙事运动相结合,分析文本中存在的隐性叙事运动——对盖茨比的嘲讽、对叙述者尼克的嘲讽、对美国社会中优势群体对落后群体精神殖民的嘲讽,以及最为核心的人的存在——美国梦的延存。在成因上,受制于流行文化,社会历史语境,小说本体,阐释框架的共同作用,小说作者修改文本的内容,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使得双重叙事难以被批评家发现。     

凯瑟琳·安·波特《假日》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假日》显示了穆勒家族女性是父权社会牺牲品的悲观论断，即使像穆勒老妈这样辈分较高的女性也只是丈夫身后一块黑色背景。细读文本发现，小说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显性情节发展背后存在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在显性情节里，穆勒太太作为父权制度的维护者，时刻谨记女性身份；在隐性进程里，叙述者将穆勒老妈在某种意义上男性化，暗示穆勒老妈才是家庭的主宰。叙述者的双重叙事过程相互颠覆、相互补充，不仅增强了文学审美，也丰富了小说主题。     

双重文本的自我消抹——《莎菲女士的日记》叙事学解读

由于丁玲本人的复杂性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的敞开性,该作品白发表以来,以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社会思潮等阐释语境的更选,关于它的读解不断发生着游移.叙述学中的叙述声音在语法学叙事理论中是形式概念,本身不含内容因素,但在修辞性叙事学、特别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述声音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以叙述声音为切入点,可以发现<日记>的双重文本性质,导致莎菲的个人声音无论被解读为启蒙话语、还是女性叙事,最终只是自我解构.     

话语交流视域下的叙事声音类型论

叙事的话语交流属性肯定了读者在叙事中的意义建构功能。读者意识作为联结世界、叙事与阅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者对自我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设定,从而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从强调作者权威的直陈,经历婉曲的讽刺、悖逆的反讽,到意义游移的含混叙事,作者的位置不断下移直至退出文本,读者的主体地位从无到有乃至成为意义的最终裁决者,体现了叙事交流意识的强化轨迹和读者意识对叙事声音的强大影响力。     

禳灾母题聚焦模式与叙事效应探异——以《西门豹治邺》与《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为例

因聚焦模式即叙述眼光、叙述声音、以及叙述者对人物心理介入程度的变化,使史传文本《西门豹治邺》和话本小说《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在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情节结构发展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叙事效应差异。传统叙事模式有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文体有各自的叙述习惯,不能一概而论为＂零聚焦叙事模式＂。     

论简·奥斯丁叙事策略的转变

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和她的其他五部小说相比较 ,在叙事策略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诺桑觉寺》采用了公开的叙述者和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 ,突出了作者的在场 ,获得了作者权威 ,构建了公开的、女性身份的作者立场。由于这部小说未能及时得以出版 ,奥斯丁调整了她的叙事策略 ,在这之后所写的小说采用了隐蔽的叙述者和含蓄的叙述声音 ,以及间接性的、含混型的叙事手法 ,小说自我叙事意识逐渐减弱 ,作者权威逐渐引退 ,表现出对作者型叙事行为的克制。     

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叙事距离

鲁迅的《狂人日记》运用娴熟的叙事技巧,巧妙设置文本的叙述者,通过对处于中介地位的叙述者与其它叙述主体诸要素间复杂关系的控制,形成文本内部、外部的多重对话,成功营造了小说的主题与哲思,突破了传统的讲故事形式,传递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     

传统与现代之间——曹禺戏剧话语的一种阐释

曹禺不同戏剧文本中存在着复杂的叙事结构.其中之一是以革命话语为主线的"现代性"叙事结构,而其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革命理性的反拨又形成另一叙事主线;可是传统伦理话语模式的复活也在文本中有所体现.正是这些"复调"式结构自身的矛盾张力形成了文本的复杂性与多意性,从而使人们能不断地在文本现实指涉意义之外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聊斋志异》的干预叙事与主体意识——以《婴宁》为中心的分析

《聊斋》的干预叙事凸显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以《婴宁》为中心来分析《聊斋》的干预叙事不仅可以探讨干预叙事的形式与类别,而且还可以探析小说所反映出的主体意识。     

论网络小说的叙事情境

在叙事学中,叙事情境主要用来阐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文学,它的叙事情境有三个特点:舍弃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而主要采用第一人称;抛开现代小说叙事偏好的内聚焦和外聚焦模式而采用零聚焦;运用讲述的叙事方式。     

论《简&#183;爱》的自传体叙事

<简·爱>是经典的女性主义文本,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拓展了小说史上女性个人叙述的空间,这是以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叙事来完成的,本文从叙述者两种眼光的统一、主人公的中心地位和自我意识及与读者的零距离对话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叙事技巧.     

《山中十日》修辞技巧的历史文化意蕴

修辞叙事学家和文化叙事学家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把叙事看成是一种修辞形式和文化活动,他们不仅关注小说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利用各种叙事方法来达到最佳修辞效果,还特别强调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在文化交流上不同声音的融合。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的最新之作《山中十日》从叙事视角、叙事线条、叙事话语等修辞技巧上,独具匠心地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一体,反映了后现代商品文化社会里,人类虚无的存在状态,为修辞叙事学和文化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阐释文本。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谈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 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