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实证研究

组织管理是企业构成的基本框架,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运行.本文创新性地从定量角度研究组织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将公司治理作为组织管理模式的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2000-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三个维度进行探究.结果 表明,过高的股权集中度会损害企业成长,但是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高管薪酬激励及高管持股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成长.进一步地,能源企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特殊性,文章将沪深A股上市的121家能源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激励的结论与整体一致.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对于能源企业而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及高管持股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并不显著.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董事会治理是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从董事会结构层面展开,缺乏对董事会内部运作机制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关系的具体分析。基于董事权威不平衡性的治理效应视角,系统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逻辑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主要包括: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业绩下滑的样本公司中,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风险匹配性方面。2.只有当最高层级董事身份为独立董事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增强了高管薪酬的行业和地区薪酬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社会公平效应。论文的研究为从微观运作层面理解董事会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薪绩敏感性--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 2001 年为数据来源的窗口期,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水平及薪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对高管薪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与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兼任均显著提高了薪绩敏感性,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对薪绩敏感性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公司治理改革可以有效抑制行为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绩敏感性.     

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与终极控制人侵占效应分析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针对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集团治理现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集团治理的各因素对终极控制人行为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在集团治理条件下,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增加,终极控制人采取具有侵占效应的行为的激励越强.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这一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其中,股权结构中的内部股东集团比例增加会强化侵占效应的激励;董事会结构中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抑制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效应行为.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对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结构加强监管的同时,正确认识外部董事的作用、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并完善内部机制能够取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盈余管理风险——基于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框架,运用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盈余管理风险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存在其他变量时,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对审计定价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在公司内部治理治理中,独立董事制度、高管层持股对于公司内部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加快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降低企业风险,节约审计费用,改善公司内部治理.     

连锁董事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内在机理视角的探讨

本文按照中观、微观、个体的逻辑分析思路,分别从连锁董事网、公司董事会和连锁董事的个人行为特征这三个层面来解析连锁董事产生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认为连锁董事网的嵌入性影响着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协调控制能力和环境应变能力;连锁董事的引进可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影响着董事会的战略参与与功能整合;而连锁董事个人的行为动机与个人能力将会约束其治理效应的发挥.从而表现为网络镶嵌、公司行为与个人动机的有机结合与共同作用.本文基于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4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构建时刻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连锁董事的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公司所处连锁董事网的规模、公司的网络中心度以及连锁董事所担任的董事数目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连锁董事比例的治理效应没有得到确定性验证,而连锁董事的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在任职特征及网络嵌入性上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董事会对家族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7年的数据,研究家族企业董事会与绩效的关系。结合国内外关于家族企业董事会的研究,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家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家族董事与企业治理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独立董事规模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果不显著,依据研究的实证结果,本文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角度,为提高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绩效提出了建议。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治理的效率将通过公司业绩反映出来。文章以2008年-2011年CCER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即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第二,董事长持股比例、前三名董事薪酬之和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性正相关。     

股东—经理代理冲突与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董事分为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独立董事,然而直接由大股东和其他重要影响的股东推举委派的非执行董事可能更独立于管理层。因此,相比于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的治理效果或许更好。本文首先考察了董事会中3种不同类别董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董事会规模和非执行董事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进行的盈余平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高时,非执行董事对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相比于国有背景,非国有背景下非执行董事对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关于董事会独立性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的学术文献,也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启示。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Managers as Monitors: An Analysis of the Non‐executive Role of Senior Executives in UK Companie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urrent governance practice is the use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o monitor the behaviour of company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senior executives are utilized as non‐executives in large UK compan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xecutive directors are not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he average number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held by each executive is 0.22. Indeed, 85% of executives hold no additional directorships. The holding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of board monitoring in the executive's company, executive tenure and company size. Executives in companies with greater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operating in regulated industries are less likely to hold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The Market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Does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Influence Future Board Sea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ssociated with good (bad) board decisions are subsequently rewarded (penalized) in the market for directors. This question is addressed by assessing whether the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companies influences the number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that non‐executives involved in these acquisitions hold subsequent to the acquisition. We find that non‐executives on the boards of acquirers that increase (omit or cut) their dividend subsequently hold more (fewer) non‐executive directorships in listed compani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non‐executive labour market is efficient and rewards (penalizes) non‐executives for good (bad) acquisitions.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高R&D产出效率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

与以往大量探讨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文献不同,本文从R&D产出效率视角,考察了技术独立董事制度对其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并未带来创新水平的显著提高。而聘请技术独立董事的公司能够提升R&D产出效率,并且当上市公司同时设置技术执行董事和技术独立董事时,R&D产出效率更高,但本文没有发现技术独立董事薪酬对R&D产出效率起到激励作用。本文的结论为我国政府和公司制定创新战略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与激励机制间的替代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EVA绩效的实证研究

利用沪深两市1 250家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特别注重研究这两大机制存在替代作用及对经济增加值(EVA)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机制存在替代作用,可以通过两大治理机制的组合提高公司价值。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制度变迁、国家控股与股权激励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与制度变迁背景,就经理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分析,并以2001-2006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股权激励更能明显增加公司价值。并且,股权分置改革这种制度变迁进一步改进了原有的激励效果。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