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属地管理扩张下的基层治理困境及优化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属地管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基层治理出现诸如负担过重、权责失衡和效率下降等问题,属地管理的异化是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就是属地管理在基层治理中出现了过度扩张的情况。属地管理的生成与发展是国家治理权威性和有效性平衡的体现,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因为过度扩张也对基层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职责同构下的模糊治理是基层治理中属地管理扩张的动因,而政区空间的固定性、职能部门的资源调控性和基层政府的治理直接性是属地管理扩张的“触发条件”。基于此,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治理失序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基层治理的负担超载、权责失衡和功能弱化。在属地管理扩张的背景下,可以尝试通过纵向政府层级、横向政府机构及条块结构三方面的协同,厘定属地职责、搭建联动机制和建构协调系统,实现基层治理的优化。     

基于多案例比较的“三社联动”社区韧性分析与优化

“三社联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呈现出了一定的治理效能。文章以疫情时期我国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管理机制创新为背景,以多个实践社区管理的“三社联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社工助推型”“政府主导型”“数字嵌入型”模式从稳健性、冗余性、连通性三个基本韧性属性进行案例分析和描述性解读,探讨得出三种模式均存在着韧性缺失困境,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即完善属地责任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重视数字技术运用与应急管理培训、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基层政府“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研究——以S省D区数字政府改革为例

政府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所谓“控制-自主”式创新,是指在基层政府创新过程中,上级掌握着创新的目标、标准、领域,基层政府在上级的总体掌控下可以自主开展创新的一种创新行为模式。“控制-自主”式创新既不是严格的顶层设计,又不是放任自由的自主探索,而是居于二者的中间形态。同时,它又不局限于简单的“请示授权”,而更为深刻地展现了基层政府创新的复杂过程。“控制-自主”式创新的鲜明特征是纵向政府间的互动。“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既能发挥上级(高层级政府)的积极性,又能激发下级(地方、基层政府)的积极性,既有助于强化上级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功能,又能够赋予下级自主性,保持地方活力,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论政府社会治理的“四民原则”——兼论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四民原则"就是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坚持"民本、民权、民生、民享"。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还存在诸如行政观念转变不足、治理目标偏差、公民参与不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以民为本、民生为重、赋权于民与民有所享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导航,也是摆脱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现存治理困境所应秉承的理论原则。基于此原则,政府行为价值及结果应最大限度反映民众利益诉求、赋权于民,并最终实现民有所享的多元治理格局。而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也证明我国社会管理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革新与效能驱动

"接诉即办"是北京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通过整合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连接群众与政府之间通畅的问题反馈与及时办理的良性互动机制."接诉即办"的机制革新,打通了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瓶颈,重构了政府服务群众的连接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中"以人民为中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服务型政府"等话语体系形成逻辑自洽."接诉即办"打通了"人民诉求"与"政府为民服务"之间的隔膜,通过连接民心、通达民意、服务民需、化解民怨,体现了"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革新的民本价值."接诉即办"实践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长效治理";有效驱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从"外在驱动"向"内在驱动"、从"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从"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化,有效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123”工作法 赋能“小单元”迸发“大能量”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如何把最小单元的社会治理小事做好、做实,让最小单元进发基层治理的“大能量”?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五里亭街道天和社区进行了有力探索,创新推出了“1个核心、2重身份、3联工作机制”工作法,有效发挥了“头雁”核心作用,搭建了互联互通警民服务优质平台,有力地激发了“邻里互助”两新组织优势,使社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强、基层治理水平更高、社会治理成果惠及群众更广。     

“属地化管理”加强计生工作

江宁区东山街道在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新路子．礼区建设和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2004年街道进行属地化管理工作试点取得一定成绩．被南京市计生委称为“江宁经验”。东山街道不断深化属地管理内涵，健全“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社区服务、居民自治”的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机制。2006年，街道被南京市委市政府评为“十五”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从行政赋权到法律赋权:参与式治理创新及其调适

近年来,为缓解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权力运行与权利诉求之间的紧张,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赋权发展参与式治理创新,既改善了治理又亲近了政民关系。但是,行政赋权推动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却因其内在的弊端而难以持续和扩散。因此,应该适时转变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机制,从行政赋权转变成为法律赋权,使参与式治理创新既于法有据又可持续发展。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 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互联网+”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互联网+”的应用能够将行业内外相关资源进行整合,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全新的思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将“互联网+”与“大学生志愿服务”相融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完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参与机制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探究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的构建贡献新思路。     

创新“四点一线”助推社工站服务升级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放两化”讲话精神,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民政局和金家岭街道社会事务办共同努力,以崂山区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和“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在金家岭街道社工站充分发挥“平台十服务”的作用,以深化基层治理创新为主线,推动聚焦点、着力点、支撑点、落脚点“四点融合”,探索创新“四点一线”工作法,在助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建设的同时,促进城市基层治理更有广度、深度和温度。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