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观念的历史轨迹与社会价值

“忠”作为历史上一种社会道德观念,以服从为主要原则,是一切社会品德中的最高品德,一切社会义务中的中心义务。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成为压抑人性的心理枷锁,反映出中国社会形态的保守性。同时,“忠”意识所激发的政治热忱,又酿造了传统文化中无私奉献精神,出现了一大批忠心为国的仁人志士,对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今天,应当重视“忠”的观念的反理性性质及“忠”的安定社会的价值,把“忠”转换成以理性为基础的“忠”,对真理的“忠”,对民主的“忠”,对促进社会进步的“忠”,使“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忠君”：荀子“忠”思想的内核与逻辑指归

忠,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忠”思想发展史上,荀子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先秦各派的“忠”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综合改造,并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对“忠”做了新的界定,将其向着“忠君”的方向做出了理论上的诱导与压缩,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思想在荀子这里开始出现围绕“君”之事进行定向思考的倾向,从而促成了后世“忠君”文化的形成。尤其是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借鉴,使其“忠”思想超越了先秦儒家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政治意义。荀子的“忠”思想主体包含三个内容：忠信、忠顺、忠君,归结为一点就是引导人们去忠君。质言之,忠君为体,忠道为用,忠道是为了更好地忠君,是为荀子忠思想的最佳概括。     

“青史留名”是宋江一生行为的轴心

宋江瞻顾于“忠———义”两端 ,是受“青史留名”的观念支配 ,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宋江上山前只讲“义”不讲“忠” ,他广泛结交天下好汉是有目的而为之———是为赢得社会声誉以抬高身价 ;他上山后又只讲“忠”而不顾“义” ,力主招安 ,是为走正常渠道成就功名。他一生脚踩“忠———义”两只船是以“青史留名”作为运行轨道的     

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再探

“忠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观念,以往认为它多偏重于“忠君”之义。实际上,构成“忠义”的“忠”和“义”有着内在统一的书写逻辑,“忠”所体现的伦理次序的适宜性,使其成为“义”的意涵的一部分。二者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对道德的追求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忠义”发展出在不同场景下的双重内涵,即“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所以,正史忠义类传除了收录“捐躯陨节”的忠臣,也收录舍己为人、朋友情谊等偏“义气”的内容。“忠义”的双重内涵,不是分隔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性质之中。忠义的性质包括天性特质、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性,以及被奸邪所激发的对立性,实际上更多地生发于“义”,而不仅仅是“忠”。     

中国道德规范中的“忠”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忠”文化占有很大比重,在不同时期“忠”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连接人与国家、社会的精神纽带。在新时期,“忠”文化被赋予爱国主义情感,既要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做到理性爱国。同时它要求为官者要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明。忠信更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忠臣”一词，最初出现于《墨子》，法家对之做了规定性解释，秦朝付之实践，结果失败。汉水秦制，继续实践法家“君臣之术”，造成西汉君臣关系高度紧张。两汉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试图把法家的“忠节”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但在理论上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直至宋儒才予解决。它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就是，从西汉至五代，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纂立；而宋以后，这种现象再不出现。“忠节”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因此，对忠节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走出宋儒对“忠节”认知的误区。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并定型。在秦地形成重要影响的《韩非子》一书中，“忠”的论说最为集中。此后的《吕氏春秋》一书，对“忠”的道德规范又有新的解说。所谓“大忠”、“至忠”的宣传，适应了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完备的历史要求。秦代“忠”的观念的普及，是与政治理论家这种政治道德建设的努力相关的。     

先秦时期楚与诸夏忠的观念之比较

楚国与诸夏在“忠”的观念上是不同的,在君臣关系中,楚人讲忠君,诸夏讲忠道。这里有如下社会原因:楚国建立县制较早,国君可以直接控制土地,楚国疏于礼义,楚国宗法势力较弱。     

论《三国志》中的忠观念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中有关当时“忠”的行为、观念的记载及评价的分析,指出“忠”的观念在三国乱世中仍有较大的影响,恪职守忠、上谏尽忠、死节尽忠,构成了当时“忠文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所以忠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君仁臣忠、审时度势而尽忠,也是当时很重要的思想观念。     

"忠孝不能两全"之哲学辨析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相通之处。在封建社会里,为了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极力倡导“忠孝一体”。但因忠、孝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在实践中,忠和孝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造成忠孝不能两全。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

忠节自秦汉起成为气节的重要内容，宋元以降忠节几乎完全等于气节，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本文对忠节进行了历史考察：西周及其以前无“忠”字；它出现于春秋时期，是士阶层觉醒的表现，为一种人们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战国时期出现了“忠臣”一词，反映了君主权力的加强与士阶层的分化和堕落，由此“忠”的概念也成为人们外向的名分行为的表现。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左传》人物的人格特征

在“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春秋乱世,面对“孝”、“忠”、“敬”等传统礼制基本观念,《左传》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选择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左传》人物鲜明丰富的人格特征,就是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多元化的产物。     

心无外物

印度的三藏法师自诩神通,他来到慧忠禅师面前,与他验证。慧忠谦仰地问:“久闻您能够了解人的心迹,不知是否属实?”三藏法师答道:“只是些小伎俩而已!”慧忠问道:“请看老僧现在身在何处?”三藏运用神通,查看了一番,答道:“高山仰止,小河流水。”慧忠微笑着点头,又问:“请看老僧现在身在何处?”三藏笑着说:“禅师怎么去和山中猴     

宋末“三忠”的神化——同安三忠地区阶級斗爭的一个侧面

最近,我们到同安县洪塘公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三忠大队所在地看到一座“三忠庙”,据说它的影响波及附近十几个村,方园数十里。我们还听到不少有关“三忠王”的传说,其中有的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谬误很多,主要问题是把历史人物神化了。通过调查访问,了解到有关“三忠王”的迷信活动,确实在群众中还有不少影响,更严重的是,前几年,阶级敌人还利用旧习惯势力,打着“三忠王”的旗号,进行争夺领导权、打击贫下中农的阶级复辟活动。这个事实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时期新闻编辑意识理念的“异化”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受众接受信忠的途径扩展，获取信息的速度的加快，获得信忠的数量剧增。面对如此浩瀚的“信息海洋”。新阐编辑作为“把关人”和“引导者”，在新阐信忠选择、编发等方面要适应时代的交化。本文从整合、深度、责任和实用四种动能诉求方面分析现代新阐编辑意识的特征。     

屈原封号考论

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末五代封“昭灵侯”、“威显公”,其核心元素“灵”与“威”是屈原“神灵”化民间信仰的肯定与提炼,又促进了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宋代封“清烈公”、“忠洁侯”,元代封“忠节清烈公”,“侯”晋升为“公”,屈原被官方作为“政治楷模”的倾向明朗化.其核心元素“忠”、“洁”、“清”、“节”、“烈”挖掘了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奠定了屈原在士人阶层的伦理政治层面信仰的基石.作为“民间灵威之神”的宗教价值、作为“士人清烈忠节楷模”的政治伦理价值,可视为历史上官方正统意识对屈原信仰文化的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解.封崇屈原固然是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在民间和士人精神信仰上的凝聚力得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