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体困顿”： 网络社会生活的隐性风险探析

[提要]当今时代,网络社会生活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人们一方面享有着网络社会生活的种种便利,但另一方面,具有较大普遍性的“网络主体困顿”现象,正在浮现为干扰和侵蚀网络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隐性风险。作为网络社会生活主体的人们,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主体困顿”,即：“失去时间之困”“失去能力之困”“失去价值之困”和“失去自我之困”。究其本质而言,“网络主体困顿”现象,折射出的是网络主体素养培育方面的欠缺和问题,有赖于网络主体的自觉建构和网络社会文明的有效导引。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闻媒体的危机管理初探

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规约下,人类、组织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由于风险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危机。因而,在“风险社会”里,危机也是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话语。本文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体应该和企业一样要重视危机管理,树立高度的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第一时间解决危机,将突发事件对新闻媒体品牌形象和公信力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现代启示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风险社会具有鲜明的特征,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不可规避的境遇,为人们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是一个风险不断呈现的过程.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

以问题研究为取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成因和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发生的、具有较多网民参与、推动或转化的有一定影响的非制度化事件.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以舆情监控为先导、制度规制为主体、技术规制为手段的风险规避机制加以应对.     

民国时期我国农民风险应对机制探析

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处于社会低层的农户经常受到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等因素的冲击,面临着频繁的生活风险。在民国时期,包括现代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在内的正规机制风险应对机制在农户应对风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方式是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和跨时期消费平滑机制中的民间高利息贷款。依赖社会网络和民间借贷市场来应对风险有很大的局限性。亲友网络的规模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其在应对风险方面作用的有限性;民间高利率贷款则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应对方式。所以,民国时期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总体非常低下。在这种情况下,频繁的风险冲击使农户经常处于生存的边缘。     

网络社会与人的社会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日益影响着人类社会，使人具有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第二生存空间。现在的人既生存于一个现实的社会，同样不可避免的要生存于网络社会中。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相比有着诸多不同，人的社会化在网络背景下必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网络既为人的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人的社会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风险社会的立法法理学

人类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风险社会”之中，通过制定规则来防控风险，在法治框架下提高风险管理水准，是当前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由于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差异和利益冲突，导致风险社会的立法难题，集结不同个体偏好而成为社会偏好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领域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风险社会的立法不能完全委之于专家之手。专家、公众和立法机构必须合理分工，专家给出初步方案，公众参与必须贯穿立法的全过程，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收集和汇总信息，改善风险防控方案。立法机构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整合多数意见作出抉择，这是风险社会立法的一个有效途径。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的主要表征及根源分析

社会风险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概念,风险社会的来临则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同样在生产飞速社会化和经济结构急剧调整的社会大背景下越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安全生产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安全生产风险在现代社会呈现风险源头多元化、风险预警科学化、风险评价体系化、风险治理人性化等主要表征。剖析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根源,我们不仅发现传统发展观存在着的局限,更让我们认识到体制因素和人的因素在防范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中的重要性。     

“无知之幕”:网络政治传播的风险流变与共识原则

网络政治传播具有“无知之幕”的特征。在网络政治传播的过程中，网络政治传播技术、网络政治传播规律、网络政治传播理性、网络政治传播认知、网络政治传播效果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网络政治传播的“无知之幕”存在着难以预判的政治风险，夸大网络政治传播的政治功能，无视网络政治传播的风险，既破坏了网络政治传播秩序，又破坏了现实政治传播秩序，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解决“无知之幕”带来的风险，需要遵循客观性、真实性、多元性和常识性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社会网络、经济发展与农村医疗经济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村地区面临着医疗经济风险增大的困境,在村庄治理模式下,社会网络是否有利于降低农村医疗经济风险？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医疗经济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医疗风险,在控制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后,社会网络的作用仍然显著;（2）家庭收入成为约束条件,制约着社会网络在农村医疗风险中的作用,低收入农村家庭社会网络所起的作用显著;（3）从区域来看,在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降低农村家庭医疗风险的作用有限,而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网络对农村医疗风险的作用将会逐渐弱化。本研究有助于认识社会网络对农村医疗经济风险的保障作用,并为如何解决农村医疗经济问题提供初步的决策依据。     

网络的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网络的迅速发展对人类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既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空前的动力与机遇的同时，又使民主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整个世界都被这张“网”“无情”地罩住；在网络奏响民主之歌的新时代，我们畅想着民主的新篇章。网络技术条件下直接民主的梦想能否实现?网络社会中民主能否真正成为大多数人甚至是全民的民主呢?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网络化民主视野中的首要课题，它们的解决正是当前民主发展的路向。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失业弱势群体及其风险管理机制建构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弱势群体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群体,其风险包括生存风险、心理危机,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具有循环性,心理危机具有群体性,而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则具有“风险升级”特点,因此,失业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必须建构层级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建构冲突“安全阀”机制、预警机制和干预机制,实施积极风险管理。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监管制度建设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风险社会”的来临,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现代风险,必须建构复合治理模式,从推进公务法人制度、行政咨询机制、信息公开制度和诚信政府建设等多个层面展开有针对性的变革。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提要]近年来,全球视域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逐渐成为了学者所言的“风险强度”空前加剧与“风险环境”空前扩张的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切合于网络媒体空间的扩张以及中国网民数量的极速增加,学者们开展对于民众的社会心态在网络空间的表达与形塑的研究就有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一种可能的整合分析框架阐释了如何在传统的问卷调查与前沿的大数据捕捉之间寻得一种研究方略的平衡,从而有效刻画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大众网络社会心态全貌,并形成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的网络社会心态分析及其触发机制探究的系统性反思。据此,本文可能为推进风险社会视角下（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并提升政府基于多元数据的更为全面的社会治理监测、评估和应对能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既有个体风险，也有社会风险。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利用风险感知、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理论，聚焦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与风险爆发期，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相异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生成大致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脉络；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生成大致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脉络。因而，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需强化精准思维和整体性治理导向，应以风险治理共同体为“翘板”,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协作。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