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立国战略导论

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基础研究

文章主要提出并探讨了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一是基础研究的类型问题。基
础研究是一个随着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范畴,通过对现代科学从“学院科学”向“后
学院科学”转变的历史考析,得出基础研究的范畴已从只是“纯基础研究”的一种类型拓展为
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两种类型的结论,结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
基础研究的实际案例,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范畴做出了新的阐释。二是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研究的比重究竟有多大。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
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与“定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获奖工作的人数与比例的统计分
析,发现高达９０％左右的科学家是由于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被授予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彰显了权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基础研究的“偏爱”,从而显示出基
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三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如何从事基础研究的。依据真实、丰富
而鲜活的思想资料,运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分析和揭示了他们作为科学精英在基础科学领域
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奥秘”。
     

我国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财产的处理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因权力的要素渗透其中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此类组织以“正当权力”为支持,“合法企业”为实体,非法运营为本质,使组织的“合法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带有直接违法性的“黑色经济”比重下降,组织行为暴力色彩淡化。但其本质未变,相反,当权力介入后,此类组织不但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扭曲市场、扰乱治安,而且还有能力持续侵蚀国家政权的健康肌体,从社会安全问题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学界需要以“权力”和“财产”特征为主线,在犯罪学领域展开新的实证研究,在刑法领域展开新的规范性探索以积极应对。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演进————以美国制药产业为例

开放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经常在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和保护核心知识不为竞争对手所得之间陷入两难,而保护核心知识与推广主导标准也使企业陷入一种典型的创新悖论之中,这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尤其典型。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企业自身采取怎样的技术创新组织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问题却鲜有涉及。对美国制药产业的分析发现,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是从整合性封闭创新模式向模块性开放创新模式螺旋式演进的,而模块性开放创新模式可以有效地利用各种外部知识资源、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降低研发成本,促使企业在与外部知识机构进行良好合作的同时,规避潜在创新风险,有效解决创新悖论。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基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市场支持性”活动和“市场补充性”活动等相关理论,行业协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和“市场营销”,与对外职能中的“对外交流合作”和“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类型。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其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分别受协会所在产业的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外部机构的影响和制约。而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它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论落后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后发优势的发挥

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质是二元经济制约下的“落后的增长”,要打破“落后的增长”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培育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转变建立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的梯度推移发展思路,选择某些先进产业或优势产业进行突进,实现优势产业的技术区位的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赶超。     

代理人还是管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境下的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现实问题、理论背景与研究议题

在创新范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还面临着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和“知识悖论”等问题。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和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通过产学知识协同创新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已成为可能与必需。然而,产学合作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通常都忽视了“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协同创新模式。此外,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关系对组织间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忽视了嵌入性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组织的知识网络能力和知识网络所处的制度环境。因此,为促进产学创新能力协同提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急需研究大学知识网络能力、区域制度环境、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对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能力平等： 第三条道路？

在当代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中，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什么的平等”。对此有两种基本的观点，即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一些平等主义者对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都不满意，他们试图在两者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而这条中间路线似乎既能够避免两者的缺点，又可以保留它们的优点。第三条路线最有影响的代表是森的能力平等理论。可以用三个问题来检验森的能力平等：首先，森所说的能力是指人的基本能力还是所有能力？其次，他的平等理论是多元论、二元论还是一元论？最后，能力是平等的标准还是通货？森的能力平等在这三个问题上都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即使能力作为平等的标准是合适的，它也无法充当平等的通货，因为这不仅是不可欲的，而且是不可行的。     

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选择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学校选择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之一,发端于保守主义者对进步主义者构建的“单一的最优制度”的反思,蕴含着保守主义阵营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公共教育政策文本中“选择”符号的不同理念,体现了专业化与市场化两大逻辑对“选择”这一政策符号解释权的争夺,并在特许学校的制度实践中达成妥协。由此,创立并强化了一套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教育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可分为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动力因素三类。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分别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政府支持、技术发展、社会需求又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前进动力。政府可通过加大投入、改革体制、支持团队建设、倡导创新文化、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碰巧为真的运气————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错误理解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     

古典民主意蕴的新探究

民主在西方其实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统”。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都曾受到广泛批评,既有来自哲人的内在批评,比如民主带来人类鄙俗化,也有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外部批评,如民主必然缺乏效率。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成功靠的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或共和乃至市场经济。不过,试图为民主特别是古代民主辩护的学者依然不时出现,他们努力另辟蹊径,寻找令人信服的论证,回答这些批评,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角度发掘古代民主实践和理念资源的现代意义,提出了诸如民主的“表演-施为”模型、“知识经济”效率模式、“观看型民主”模型、“哲人公民”模型等。这些尝试相当有新意,有助于对民主理论及历史乃至一般政治思想史和价值论的深入思考。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