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溢"、"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试论汉音魏响

曹氏父子及其他诗人一道,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时代。本文试图透过"汉音魏响"这一视角,探讨建安诗风的流变,进而重新审视建安诗歌,以期对建安诗歌风貌从局部到整体予以全面、准确的把握。文中立足于历代典籍中的有关资料,立足于建安诗人现存作品的具体实际。分别对"汉音"争"魏响"的诗歌特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文中较多地运用了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以便使分析与归纳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较多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便更为准确地展示建安诗人的个性与共性。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曹操诗文中的饮食文化

曹操喜美食宴饮,不仅以其满足口腹之欲,保健强身,更将宴饮用作施政方略、招募贤才、爱护将士、抒发真情、寄托理想、调节人际关系的特殊手段,并将饮食文化与音乐、诗歌、艺术等进行完美融合。这在曹操的诗文中有比较充分的反映。曹操一生将饮食文化的社会作用发挥到极致,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和五种境界。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论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意味

曹操诗文具有浓厚的死亡美学意味,这形成其作品"清峻通脱""古直悲凉"的审美风格。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意味主要体现在他前期的时事诗及后期的游仙诗中。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汉末战争及瘟疫流行造成民众的大批死亡,楚地悲情之风以及汉乐府体制对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亦具有重要影响,而儒家、道家及道教死亡美学思想亦影响了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曹操在诗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死亡美学意味,不仅直接奠定了当时整个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审美基调,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创作及中国人基本的死亡美学态度。研究曹操诗文中的死亡美学意味,具有重要意义。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曹操形象在宋词中的接受研究

宋词中的曹操形象可谓丰富而饱满,他既是功业赫赫、雄才伟略的英雄,又是奸诈多疑、残忍嗜杀的"鬼蜮",还是分香卖履、累于世情的常人。词人们多颂扬他的英雄功业而甚少批评他的人格劣迹,这与宋代诗文中流露出普遍的贬曹倾向大为不同。担负着载道言志重任的宋代诗文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论道说理,人们贬斥曹操的德行缺陷以表达明德修礼的政治理想;地位卑下的词体反而较多表情达志之作,人们颂扬曹操的英雄功业以抒发恢复中原的宏伟抱负。正是世积乱离、国势日衰的时代特征造成了人们对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拨乱反正英雄的热切渴望和喃喃呼唤。     

曹操"尚文辞"与"鸿都门学"

"阉宦尚文辞"是个内涵丰富的学术命题,涵盖了"鸿都门学"与曹操"尚文辞"两个阶段。曹操"尚文辞"观念正是从"鸿都门学"借鉴发展而来。明乎此,既有助于理解两者各自的内涵,又能贯通两者,从而为进一步理解与此相关的学术命题如"文学自觉"提供助益。     

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解析

曹操作为建安文坛和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被后世所认可。然钟嵘《诗品》却将其列为下品,引发后代诗评家的许多争论。本文认为钟嵘在"风力"与"丹采"二者之中更重视后者,曹操诗却不符合这一标准;钟嵘评诗"止乎五言",而曹操诗歌成就主要在四言诗;曹操五言诗均属乐府诗,尚属"汉音",不是钟嵘关注的文人五言徒诗;后代对曹操的接受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曹操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政事所掩,这也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后代对曹操诗的等级品评有非议的属于少数,从而也反证钟嵘的品评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建安诗歌的发展,是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诗这两大源头交汇融合而高潮迭起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化的过程。学术界对曹操在这转化过程中的贡献,有些漠视甚至无视,我们应重视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论风骨的内涵及建安风骨的渐次形成

现在对于“风骨”的理解,不论是从内容上解释为“反映社会”,还是从艺术解释为“刚健”,都是对“风骨”的误读。刘勰“风骨”的本意,有两大基本要素,一是“述情”,二是精炼。建安风骨经历了曹操的“汉末实录”式的风骨、建安时代曹丕“便娟移人”的文人化风骨,以及曹植后期诗作代表的“沉著清老”式风骨的三个历程。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丕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曹操用人之道与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关系

曹操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勿拘品行"、"唯才是举",实际上他更重视人才的"品行"。通过"清议"品评"等"乡闾品位"的途径与方式,曹操将其重视德行的用人政策贯彻到整个的用人实践中。不仅如此,曹操将过去民间"乡闾品位"的"私法"行为"官方化",既有效夺取了汉末士族在选官授职方面的隐形权力,又为此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开其嚆矢,为士族政治上重新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上官体"考辨二题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上官体"虽曾"贵显"一时且衣被后代,对初唐宫廷诗风的流变乃至唐诗史的演进影响深远,然而从当代起即受到了众多的误解与责难.因此,广泛地勾稽索引,刮垢磨光,理清上官仪的生平履历,以见"上官体"生成的真实面貌;深入地辩证考订,拂尘去埃,重现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新变"诗风所体现的诗歌艺术演进内在趋势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