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初论古诗十九首产生在建安曹魏时代——从五言诗形成历程角度的探寻

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主要有:1.实现由散文体的五字诗向五言音步的五言诗的转型;2.实现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3.其特质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4.五言诗作者的群体写作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诗作品。秦嘉的五言诗是两汉五言诗中的特例,其中疑点颇多。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应在建安曹魏时代。     

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解析

曹操作为建安文坛和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被后世所认可。然钟嵘《诗品》却将其列为下品,引发后代诗评家的许多争论。本文认为钟嵘在"风力"与"丹采"二者之中更重视后者,曹操诗却不符合这一标准;钟嵘评诗"止乎五言",而曹操诗歌成就主要在四言诗;曹操五言诗均属乐府诗,尚属"汉音",不是钟嵘关注的文人五言徒诗;后代对曹操的接受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曹操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政事所掩,这也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后代对曹操诗的等级品评有非议的属于少数,从而也反证钟嵘的品评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     

三曹对中国诗体发展之贡献

曹操把我国四言诗创作推上新的高峰，曹植的五言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曹丕为中国诗体开创了新的形式，三曹以自己的艺术成就雄视百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曹丕的《黎阳作》其三为延康元年六月的作品,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是建安十七年正月的作品,五言诗的成立,分为曹操的探索期、二曹六子的成立期和曹植的完成期三个阶段。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建安时期清商乐与曹氏家族的艺术实践

清商乐成为建安时期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集中代表,与曹氏家族的大力提倡及其诸多艺术实践直接相关。曹氏家族核心人物(武帝曹操、陈思王曹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不仅喜爱清商乐,而且创作了大量"乐为心声"的清商乐作品。他们建造铜雀台,设置清商署,招募大批音乐歌舞人才,全面致力于清商乐歌的唱酬表演,树立君王参与音乐创作及其和乐表演的良好风尚。在乱世英雄时代,清商乐是曹氏家族及其文人士大夫慰藉心灵、抒发情感的一剂良药,并对中国"文人音乐"以及隋唐歌舞燕乐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

由于统治阶级的偏好,汉代文坛辞赋昌盛,诗歌沉寂。与历代诗歌相比,汉诗的数量是比较少的,然而成就却很高。它的主要成就是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乐府民歌开我国五言诗之先河,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从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魏晋六朝诗歌的蓬勃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我以为探讨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关系,对研究这一时期诗歌的嬗变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

七言律诗,自萌芽至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我国古代占正统地位的诗歌体裁最早是四言.从西周到春秋,诗歌都以四言为主.《诗三百》是整个诗歌史上四言诗成就的最高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四言诗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正统诗体的位置逐渐为五言诗所代替.五言诗虽只比四言诗多一字,但在音节和词汇的组合上都较四言诗有更大的伸缩余地和表现力,它的出现是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五言诗兴起于汉代.汉乐府民歌和东汉文人五言创作都反映了它的成就.建安至晋,五言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扩大,描写手法更加细腻圆熟,齐梁时声律学的发展又促进五言向格律方面演进,从此五言作为文人抒情言志     

从语汇语句角度考量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

十九首、苏李诗、建安诗歌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关系.建安五言诗带来的新兴文学观念和写法,是华夏诗歌演进历程中孤明先发的产物.在曹操的诗作中,还基本上没有十九首的痕迹;七子中只有少数诗人的少量作品中出现与十九首相似的个别语句;曹丕开始出现十余句左右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而到了曹植的诗中,则出现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的相似、相同诗句,特别是出现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在诗歌中使用的语汇达到十二个之多,这个事实,基本可以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就应该是曹植.     

曹操"尚文辞"与"鸿都门学"

"阉宦尚文辞"是个内涵丰富的学术命题,涵盖了"鸿都门学"与曹操"尚文辞"两个阶段。曹操"尚文辞"观念正是从"鸿都门学"借鉴发展而来。明乎此,既有助于理解两者各自的内涵,又能贯通两者,从而为进一步理解与此相关的学术命题如"文学自觉"提供助益。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浅谈诗歌的美育价值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艺术的珍品,具有感人心志、移人性情的作用。诗歌的美育是以诗歌为审美对象开展审美教育,以审美为主要手段来感受诗歌,这其实就是孔子的"诗教"。本文从孔子"兴、观、群、怨"四大功能探讨了诗歌的美育价值。     

略论犁青的诗歌艺术

犁青的自由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大陆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诗歌的语言、诗体及艺术技巧等方面尤有建树,这既得益于我国古典诗歌和现当代诗歌的滋养,也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滋养。他的立体诗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汉语诗歌创作现状

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新疆汉语诗歌创作经历．了新边塞诗歌创作、新生代诗歌创作和多元化诗歌写作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表现了“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精神;第二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大都强调审美,注重对诗歌形式的继承与再发掘;第三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