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赠答诗

秦嘉《赠妇诗》三首和徐淑《答秦嘉诗》一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当中出现较早、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组五言诗。秦嘉、徐淑赠答诗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创作已趋成熟,五言诗的文人化倾向已趋明朗,五言诗体已告形成且开始活跃于诗坛。秦嘉、徐淑赠答诗还开创了赠答诗这一创作形式,开拓了五言诗题材上的创作领域。徐淑《答秦嘉诗》的骚体五言形式,是四言体、楚骚体与五言诗体相结合的产物,是五言诗体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活化石     

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

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由建安时代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必然因素由建安的时代文化氛围所决定,偶然因素由发生在建安中后期的三组事件引发。五言诗最早的女性视角写作是曹丕与徐干。曹、徐之作,呈现了由男子视角向女性视角转型的过程。传为班婕妤的《怨诗》,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

七言律诗,自萌芽至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我国古代占正统地位的诗歌体裁最早是四言.从西周到春秋,诗歌都以四言为主.《诗三百》是整个诗歌史上四言诗成就的最高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四言诗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正统诗体的位置逐渐为五言诗所代替.五言诗虽只比四言诗多一字,但在音节和词汇的组合上都较四言诗有更大的伸缩余地和表现力,它的出现是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五言诗兴起于汉代.汉乐府民歌和东汉文人五言创作都反映了它的成就.建安至晋,五言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扩大,描写手法更加细腻圆熟,齐梁时声律学的发展又促进五言向格律方面演进,从此五言作为文人抒情言志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论阮籍《咏怀诗》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

汉魏时期,五言诗逐步文人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咏怀诗》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五言诗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容一般比较单纯,大多表现具体事件,抒发的感情不太复杂。而阮籍的《咏怀诗》不再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概述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表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困惑,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刻的内涵,从而加强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文人五言诗晚熟原因试析

文人五言诗只所以晚到东汉末年才臻于成熟,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时代风尚和不同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作为其成熟标志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于东汉末年,也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有:一、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刺激了文人对新文体的追求。二、五言诗所显示的优越性,使其取代四言诗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汉代乐府民歌的完善和丰富,为文人创作五言诗提供了借鉴。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在诗词融合进程中论述张先词的古今转移--兼谈词的包容性

词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词与诗的分离与合流的过程,是艳俗与雅正相互交融的过程.词独立成熟之后向主流文化悄然回归,在北宋初表现为词与诗开始由分离而初步融合,词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词转移.张先较全面地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如把"言志"等传统题材及诗文的写法纳入词中,成为北宋初词转型期中较为典型的 代表,也体现出词作为一种文体所具有的包容性.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苏轼凤翔诗研究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依据其主题可分为写景记行、咏史咏物、手足情深、寄简赠答四大类。凤翔诗在形式上以五古、七古见长。在艺术表现上，凤翔诗一方面沿袭南行诗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表现出进一步向苏诗整体艺术特色的掘进，强化了“以文为诗”、“以才学入诗”的艺术特色，进一步表现出豪放旷达之气，呈现出苏诗内容多歌咏自然景物，同时融入生命思索、个人情思的基本面貌，是苏诗形成期的全面发展阶段。苏轼凤翔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出其初入仕便于“出”与“入”上的矛盾思想。     

谈郑珍诗歌的宗宋特色

论述了郑珍作为“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宗宋特色;指出其在诗歌题材方面,学习宋诗的取材广泛,将一切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都写入诗中,从而“化俗为雅”;在诗歌创作手法上,学习宋诗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崔国辅诗歌的艺术特征

崔国辅是盛唐时的著名诗人,其既以五言诗称雄于诗坛,更以意境明丽、风格雅蓄为擅长,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其诗歌鲜明的艺术特征,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

宫体诗是体物潮流影响的结果。在诗歌范围内看,咏物诗是宫体诗最直接的源头。这首先是因为宫体诗与咏物诗是同质的。它们都既是体物诗又是新变体诗,存在着互为源流的可能。其次是因为咏物诗发达于前,宫体诗繁盛于后,说明宫体诗是咏物诗衍化的结果。突破文体的拘限,则会发现赋对宫体诗的产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物手法,一是艳赋题材。赋对宫体诗的作用是魏晋南北朝诗赋对流潮流的表现。     

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

诗歌的形式美,在诗歌美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诗借形以传神,失其形即失其神。因此,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作用,不容忽视。以汉字为建筑材料的汉诗,天生地有着形美上的优势,因此,就汉诗英译而言,译诗若有所失,乃是正常的事情。译者所应做的,就是通过翻译上的变通,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还应发挥翻译的创造性,争取失于此而补于彼。本文从汉语旧诗和新诗、旧诗中的诗与词、诗歌的语言之美和标题之美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的问题。       

同是一个春意境迥相异

诗歌的魅力在于意境。而意境则是因情随景迁而生 ,因应目会心而出。诗歌的意境总体现着作为社会的人的诗人 ,其心境与自然界物景 (境 )的交融。诗歌意境是诗人赋予其笔下景物深沉的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