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个史学家,是中国从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变的第一人,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拓荒者、创始人.梁启超竭力提倡历史进化论,竭力推崇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大胆地批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号召史学界革命,以新思想界的陈涉自居.由于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撰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梁启超对于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史学思想、史学体系,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而对史学方法,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对史学建设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专门介绍梁启超的论史家四长.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近二十年来梁启超史学思想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自1980年以来,学术界就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史学及其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史学思想的渊源、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新史学建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对后世史学的影响等都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民国时期对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认知的引述

民国时期,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有关“教”功能理念的认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引述进入中国。这些理念既包括对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的内涵、对象与目的的理解,而这种理念是递进性的;也包括新兴的儿童学运动对于“教”功能理念的支撑。这些理念关注欧美近代心理科学的进步对欧美近代幼教“教”功能理念的提升作用。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在民国的引述具有阶段性,呼应了当时中国幼教面临的三大客观诉求,丰富了民国幼教思想的内涵,促进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中国近代新史学》出版

我校历史系曹靖国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新史学》一书,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空白。全书31万字,共7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了重点的分析研究, 多有创见。梁氏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祖、奠基者,他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把史学提高到了救国的高度,提倡史学界的革命。作者认为,梁启超对中国     

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     

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