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弹琵琶”文自新

谁都想把文章写得新颖一些，如何才能“孤峰突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要想文章出新，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我们知道自居易的《琵琶行》的情节中琵琶艺人是怀抱琵琶拨弦弹奏的，可是在今天的《丝路花雨》舞剧中的英娘，却以其反弹琵琶的舞姿在万千观众间爆了彩。试想一下：一般艺人都是正弹琵琶的，所以一旦反其道而为之，就会顿然使人耳目一新。     

琵琶古谱《海青拿天鹅》中鸣叫的音乐表现

《海青拿天鹅》流行于元代,是目前确知年代最古老的琵琶独奏曲。虽然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海青拿天鹅》出现过其他乐器的演奏形式,但以琵琶独奏形式最为著名,曲中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弹奏技巧来表现海青和天鹅的鸣叫声。     

浅谈表演在琵琶演奏中的作用

琵琶作为一门演奏艺术表现在教学方面，其传统偏重于“奏”而忽视表演，故此琵琶演奏中的“表演”作用没有得到强调。因为各门类艺术形式既有其独特个性，又有共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表演应该在琵琶演奏中突出出来，触类旁通，通过其它表演艺术形式来加以体现和说明：琵琶演奏艺术与话剧影视表演有很多相似之处，每一首琵琶曲都演绎一个故事，引进增设话剧影视表演的内容，可使琵琵的表演性与弹奏做到合谐统一，做到琵琶弦上“说”相思，而不是“弹”相思。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论琵琶的产生及其发展

琵琶,在古代是所有弹弦乐器的总称。到秦代,专指一种音箱类鼓,两面蒙皮,直项的弹弦乐器,俗称“秦琵琶”,又名“秦汉子”。其初为圆形音箱,后来发展出梨形音箱。到汉代,又出现一种纯木质结构的圆形大音箱,也是直项的弹弦乐器,较“秦琵琶”大很多,俗称“汉琵琶”,又名“阮咸”。到晋代,由西域(中亚新疆一带)经甘肃又传入一种曲项的,用拨子横弹的琵琶。到唐代,集上述琵琶之大成,发展出曲项的、梨形音箱的、用手竖弹的琵琶,即今日琵琶之雏形。在演奏上也进入鼎盛时期,成为乐舞的主要伴奏及领奏乐器。到二十世纪,经过杨荫浏及刘德海等诸位前辈的创新改造,琵琶的发展出现了极其光明的前景。     

宋词所描写的琵琶音乐及其审美特征

《全宋词》中涉及对琵琶妓乐的赋咏和描写的词作多达二百五十余篇,除了一般性地描写"琵琶"这一音乐意象之外,还有大量作品是专门赋咏琵琶乐与琵琶妓的。宋词对琵琶音乐的描写主要包括琵琶乐器和琵琶乐曲两大部分,对琵琶乐器的描写往往突显最精美最典型的局部特征,如弦槽、弹拨、弦索和琵琶上的图案,精美而香艳;对琵琶乐曲的描写,分全篇描写和部分描写两种类型,多是调动丰富的联想,通过生动的比喻来加以展现,以苏轼、辛弃疾、晁补之、曾觌等人的表现更为突出。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白居易《琵琶行》二题

一、“摅写天涯沦落之恨”的《琵琵行》 歌行体长篇叙事诗《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第二年(公元816年)写成的。全诗可分四段:一,写诗人秋夜在浔阳江边送客时遇到了琵琶女;二,写琵琶女演奏的高超技艺;三,写琵琶女的悲惨身世;四,写诗人的遭遇和感慨。     

说说高明的《琵琶记》

元末明初,瑞安高明著《琵琶记》,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赞许,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该剧自问世之后就风行海内,甚至达到了"几半天下"的盛况,明人胡应麟记载说"每奏一剧,穷夕彻旦"。此剧经过改编,长期流传在各地舞台,至今活跃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成为温州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为什么?本文试作解读。     

南音琵琶演奏艺术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琵琶在秦汉至唐代，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它包括圆形音箱、梨形音箱、曲项、直项等多种形制。有关“琵琶”二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典籍。琵琶在不同时期不同乐种及剧种中的运用决定了它的演奏艺术的不同与变化．但它们都叫琵琶。至于为什么有“南音琵琶”之称呢？那是因为它除了在南音中运用及为了和目前的北琶区分开来才特称的．在南音演奏艺术中．也照常称之为“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铜钹、贝、义嘴笛以及某些形制的鼓则是北朝前后由西域传入的乐器。由于民族的迁移．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石窟中的伎乐人和伎乐天提供形象的材料。此时期的音乐，上承秦汉传统音乐．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音乐。而获得新的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山水诗的咏叹

中国山水诗萌芽于《诗经》与《论语》的某些章句,功能是为了诗的起兴。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操的《观沧海》等已得山水诗的雏形,到六朝已形成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固定形式,并流传有序,历代继承下来。晋有陶渊明;南朝宋有谢灵运,齐有谢;唐代李白的豪放、王维的禅悦是中国山水诗的顶峰;宋代苏拭的清雄,陆游的苍凉;至元已觉局面狭窄,引起山水画家诗的勃兴;明清的山水诗境界狭小,部分折射唐宋,满足其感情世界,明代李攀龙、清代吴梅村和王世正各有建树。因山水而造就了的历代诗人,又引起对山水诗的咏叹,本文并探讨了这些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元杂剧中包公的胆识与智慧

包公是合肥市的重要名片之一,介绍元杂剧中《智赚生金阁》、《智斩鲁斋郎》、《智赚灰阑记》等几个包公剧,从中不难看出包公的胆识与智慧。借鉴包公,我们可以得到鞭策与激励。     

仙传小说与曹植游仙诗

曹植是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游仙诗可考的大约有《升天行》《游仙诗》等11首,这几乎占了曹植诗歌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曹植的游仙诗受到了屈原《远游》创作的影响,并且是结合了汉代以来的道教神仙思想而逐渐成型的。在道家思想领域,尤其是汉代以来的仙传小说对于大量神仙升天羽化故事的描写以及纷繁复杂的仙境的描绘给游仙诗这种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文学性大大增强。曹植的游仙诗与仙传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互有促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