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克罗齐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克罗齐在对西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中提出和构建了他的史学理论,克罗齐理论所包含的“历史即哲学”、“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史学思想不仅对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而且它对中国当代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克罗齐史学理论时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与封建史学、资本主义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并长期引领中国史学正确的研究方向.尽管在这一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危机,也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但成就是巨大的,始终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面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坚持独立自信的史学观念,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厘清唯物史观重要概念和问题,注重重大理论建构,开拓宏观视野,多关照现实问题,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以及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而其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西史学的异趣问题,主要包括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其精神异同、中西史学的进程和史学家的学术侧重点等方面;二是有关西史东渐的过程和细节,以及输入之后中国学者对其的接受和发展,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即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作整体性、全盘性的论述和专题性研究,即探讨诸如文化史学、实证主义和心理史学等流派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三是有关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问题。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

本文立足当代学术环境 ,重评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文中认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一个富有原创性的重要命题 ,它反驳了实证学派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偏失 ,揭示了文明史独具的人文特质 ,并以其“深刻的片面”启迪我们反思国内史学长期存在的某些客观主义倾向的流弊。柯氏的“重演论”集西方史学直觉主义体验论之大成 ,并作更详尽精微的阐发 ,是对史家普遍思维模式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并开启现代诠释学理论先河 ,其方法论意义不可低估。但他将此视为惟一方法论原则 ,无疑是不足为训的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源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这种西方史学的新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已有整整80年,它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对40年代初战国策派的影响深刻,林同济与雷海宗接纳与改造了它,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应作新的评价.     

《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

结合皮特.斯特恩斯等所著《全球文明史》中体现出来的世界史方法论和体系思想,笔者认为,“世界史”与中国史不应是对应关系,中国以外国家、地区史不是世界史,只有从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研究才是世界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历史学内部学科分支类目重新斟酌的建议,并结合《全球文明史》就具有整体观念的世界史的编纂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

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功用进行了阐述,促进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还在中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民族史学的演变

作为区域史学重要分支的民族史学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民族史学的萌芽时期、以民族主义史学为特征的民族史学产生并在欧洲传播确立时期、民族史学全球传播并成为世界史学发展主流时期。民族史学发展每个时期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地位都有所不同。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发展是相始终的。     

坎坷前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理论的探索进程,坎坷曲折.在初期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并努力运用于中国历史诸问题的讨论,其间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陷入困境乃至歧途.拨乱反正后,史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很多问题重新引起讨论和反思.立足中国生动具体的历史和国情,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独立思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是人们的共识,也为新世纪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