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体论探析

“体”是《诗品》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以体论诗是钟嵘诗歌批评的重要特点。它集中反映了文体论是六朝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个热点。钟嵘的体论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就对象而言，他只论诗体且是五言诗体；从内容上看，他主要从明确体制规范和辨析体貌特点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行文逻辑来说，《诗品》序文重在明体制，正文重在辨体貌。剖析钟嵘的体论，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品》一书的理论体系，又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六朝文体论的实况。     

评"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学者--姚际恒

清代学者姚际恒由于勇于疑辨古书,尤其是疑辨儒经,因而不为当时世俗所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喜欢剽窃别人研究成果的人。本文从辨伪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他在考辨古籍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辨体的多重内蕴和理论渊源

辨体内蕴丰富,但"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是其核心内涵.与辨体和破体相似的还有得体与失体、正体与变体、定体与大体等一系列概念范畴,都体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特点,而"变而不失其正"这一文体通变观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辨体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不但与五经、诸子血脉相连,而且与其他艺术理论和学科门类诸如书法、史书、韵书、佛典都有很深的学术渊源,而全面的辨体文献搜集和整理则是以上研究的基础.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哲学视野中的“文”与“道”

朱熹作为理学家的巨大名声掩盖了其文学家的身份,因而他对文艺领域的精粹思想也不被人关注。要了解朱熹的"文道"观,只有先了解作为文学家的朱熹以及"文道"思想在他哲学体系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洞见其文艺思想的精微之处。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代文体与文化文体

文体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同时每一个时代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体。文体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格、情绪和心理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反映。考察文体与时代和文化的联系,可以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由微观到宏观,多层面地把握文体发展变化的规律。     

试论悲剧性与喜剧性

作为审美类型的悲剧性与喜剧性,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和领域,除戏剧艺术外,还表现在美术、音乐、电影、诗歌、小说等多种文艺样式和体裁之中。悲剧美是一种崇高之美,悲剧感能震撼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坚定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喜剧的美学特征是"寓庄于谐",以诙谐可笑的艺术形式来体现深刻的社会内容。     

论“连珠”体起源于“对问”——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论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多有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至有几个"臣闻"格式的连用,假如把其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这是"连珠"体构成的模式之一.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为受诏作之,如果脱略其有关自我事迹的叙说,那就是完全的"连珠"体;脱略具体性而只存"臣闻"格式,这是"连珠"体又一构成模式.因此,"连珠"体就是此二者的结合,把某种推理、论证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新的组合,使得原本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有了某种抽象和普世化,这些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结、新组合又有"历历如贯珠"的语言上的要求;其意义指向也由单纯的劝谏而兼有观赏,接受者由痛苦的被劝谏者而兼有对形式的某种欣赏,不再仅仅是对内容的接受.倒过来讲,"连珠"某某首又如同<韩非子>中<说林>、<储说>,人们或许可以直接将其引用在自己的论述中.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试论认知方式与学习风格的关系

认知方式和学习风格之间既有相互独立之处,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方式问题,它们和学习偏好、智力的关系不同,但都表现出稳定的个体差异;它们相互影响并且都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发展的。     

论主体文体——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研究之一

主体文体是文体系统中一种"深层结构"的文体形式。它作为作家的个性、人格、心理、感情和才华的整体显现,集中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文体对于个体生命的体验,特别是对精神性的追求和对人的"内宇宙"的开拓。     

建安学风与文风探论

一个时代的学风,必有与这一时代文艺相贯通之处;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必然会受到该时期学风的影响。建安时期的学风在传承上介于汉魏之间,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化过渡阶段。建安文学深受当时学术思潮、社会风尚的影响。从务本、尚用、博涉、通艺等四个层面考察,建安学风与文风尤其是建安诗风之间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公文语体与新闻语体的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新闻承继了公文的某些特征,但与公文的性质、目的与指向不同而有别,只有认真分析二者的异同,才能避免新闻公文化或者公文新闻化的趋向。     

型篱式枯山水

型篱式枯山水是日本园林中以植物为主景的枯山水形式。它始于桃山时代,盛于江户时代,近现代亦有使用,主要表现于枯山水,在池泉园中亦有出现。型指植物修剪,篱指篱笆,两者为此类园林特征。与沙石枯山水不同的是,除了有海景象征外,还有生命和人情意义。     

关于"风格批评"的断想

中国文学批评一向重视风格,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几乎可以说就是文学风格的批评史,但是,在这种重视文艺风格的文艺批评史里,却找不到批评家及其批评风格应有的位置.只有"风格批评"而缺乏"批评风格".为什么文艺批评的风格研究会成为理论上的空白呢?这个问题既与文艺理论对批评认识的偏差有关,也与文艺批评自身的特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