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低碳发展与需求模式调整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构建了工业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分解模型,对2010年中国工业三个层次24个行业的CO2排放进行了诱发机制分析和最终需求结构分解。结果表明:CO2排放的诱因依次是建筑业和部分工业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品的出口以及最终消费;工业内部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呈现出明显差异。提出需求模式调整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指出了低碳需求模式调整的重点和需要关注的行业。     

中亚五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走低碳经济是目前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分析中亚五国1993—2009年CO2总排放量、人均CO2排放以及CO2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利用Kaya模型定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中亚五国的CO2排放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CO2排放水平已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CO2排放量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控制在某一个稳定的水平。（2）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导致中亚五国CO2排放的主要因子,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CO2排放带来了压力,而能源强度对减缓CO2排放的贡献是极大的。     

中国对外贸易的隐含二氧化硫排放研究——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1992—2007年（进口）非竞争型可比价格投入产出表,测算与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并利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隐含SO2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97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SO2的净输出国,且环境贸易条件呈现恶化的趋势,我国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付出了一定的生态代价。贸易规模的增长是促进贸易含硫量的迅速增加最主要的因素,各部门直接排放系数的下降对贸易含硫量有关键的抑制作用,而中间生产技术与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中国碳排放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减排压力要求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结构分解考察10种因素对中国1995—2009年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9年我国碳排放出现大幅增长,从2721.51百万吨(Mt)CO2增至6213.38Mt CO2。在国内影响因素方面,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在整个研究期间对碳减排的贡献最大,而国内最终需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增加的贡献最大,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贸易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张大幅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而出口结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替代效应的影响较小。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影响CO2排放的政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是中国CO2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自回归滞后(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 Lag, ARDL)协整模型, 重点分析了政策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对CO2排放的影响。ARDL方法更稳健, 更适合对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ARDL协整模型构建中以人均CO2排放量为因变量,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政策变量等作为自变量。基于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1997年节约能源法的颁布对CO2的排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同时, 城市人口比例的增长是影响CO2排放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因此, 制定针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节能减排政策, 例如鼓励实现节约型的能源消费模式, 对实现中国CO2的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统计分析及“450情景”的碳减排策略

环境、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促使＂低碳经济＂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CO2排放及碳密度的基本状况,结合450情景,对中国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及预期进行分析,探讨了与中国能源行业高碳排放的关键因素。最后,针对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对降低CO2排放的能源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究。     

社会经济转型新模式对中国CO2排放影响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较大变化，结合最新情况探究CO₂排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有助于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进CO₂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2017—2020年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变化对中国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再次评估2010—2017年中国CO₂排放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2020年，生产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变化由2015—2017年的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表明中国在结构性因素调整优化方面具有一定减排潜力。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2012—2017年能源利用效率和结构性因素变化对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由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这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出能耗明显增长有关，同时反映了产品结构不合理将驱动CO₂排放增加。此外，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CO₂排放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排放行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显著。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1）调整石油化工等行业生产结构，促进全产业链CO₂减排；（2）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引导消费端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3）优化高耗能行业产品结构，扩大高附加值产品供给；（4）建立跨行业协同减碳机制，推动重点排放行业CO₂减排。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和环境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近来关注的焦点之一。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关系的探讨。然而,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贸易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CO2的排放, 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 从区域的角度出发, 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 利用1995—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对全国及东部的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中部和西部的这一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东部、中部及全国较显著地存在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西部不存在这一特征。     

中国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中国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包含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模型,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基于E-G两步法的协整检验以及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性检验方法,对中国1995-2010年间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从经济增长到CO2排放以及从能源消费到CO2排放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国省际CO2排放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投入导向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BC2-DEA模型,选用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利用T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间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CO2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是CO2排放效率提高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效率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不支持“污染避难所”理论。     

中国碳强度承诺的含义、特点与履行

中国碳强度承诺是中国的国家温室气体中期减排目标。中国碳强度只统计绝大部分CO2排放,且不扣除碳汇。中国碳强度承诺具有正当性、严格性和国内约束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中国降低碳强度的重点是控制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CO2排放,为此必须节约能源和降低能源排放因子。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测度、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1990—2009年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990—2009年间CO2排放量,对比分析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碳排放总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等指标。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CO2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碳排放强度逐年减小,但区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江苏的碳排放总量高于浙江,上海最低,且江浙两省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最快;江苏年均CO2排放强度高于上海,浙江最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造成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实现CO2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成本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09年投入产出表和能源账户数据,运用出口总额分解框架对总出口数据进行分解,得到中国出口增加值。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得到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分别用增加值和隐含碳衡量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成本,并构建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将其与美国进行比较,并对中美该差异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总体呈增加趋势,美国该部门的增加值在波动中略有上升;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国内出口隐含碳在研究期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美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中、美两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数值均呈下降趋势,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中、美该行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排放差异在研究期内下降,LMDI分解结果表明,这一差距主要是由碳排放系数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带来的,且后两项在2005年之后驱动效应增大。     

“绿色经济”视角下汽车消费税的政策效应

汽车消费税是降低汽车工业能源消耗和交通污染排放的重要手段。在汽车消费税"绿色政策"效应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和断点回归模型对1994-2014年中国汽车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受"价格效应"的影响,汽车消费税抑制了汽车生产及使用环节的CO2排放量,并且促进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反弹效应" "市场效应" "生产效应""替换效应"和"持续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导致政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效应。此外,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小排量汽车销售量的同时降低了大排量汽车的销售量,但是对3.0~4.0升（含4.0升）以及4.0升以上排量汽车的销售量没有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完善汽车税收制度的改革建议,以期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形成新的严重制约。国际社会在减排义务分担方面要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尊重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能源消费的特点及变化规律,要全面权衡和正确把握适应、减缓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我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完全一致。我国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GDP的CO2排放强度可比2005年下降40%以上,为全球减缓CO2排放做出积极贡献。     

基于垂直专业化的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地区)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通过构建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利用可比价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分析中国1995—2009年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考虑到各国的技术异质性,使用各进口国本国的碳排放系数测算中国的进口隐含碳,以求测算结果更加准确。研究结果表明: 1995—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排放了大量的CO2。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在整体上逐渐增加,其中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502.12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2 398.96百万吨;进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141.14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1 423.7百万吨,净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360.96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975.26百万吨。从分行业的情况看,纺织业和光电设备制造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主要净出口部门;采掘业和建筑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净进口部门。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呈现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为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净输出国;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占出口产品总含碳量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中国能源消费的CO_2排放变动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CO2排放的现状,运用改善的因素分解方法,就中国CO2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是促进能耗增长与CO2排放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这一作用还呈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并未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CO2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效应最大。202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重点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     

人均CO2排放:收敛还是发散?——基于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一种新的收敛性检验方法和俱乐部收敛的识别算法,对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1971-2010年人均CO2排放的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就全样本112个国家和地区而言,人均CO2排放不存在收敛;(2)存在"高排放高增长""中排放中增长"和"低排放低增长"3个收敛俱乐部;(3)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向"高排放高增长"俱乐部收敛,能源价格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向"低排放低增长"俱乐部收敛,而产业结构、国家和地区规模和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