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试论市场经济道德及其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主体精神、信用原则、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内在地决定了它是一种道德经济 ,这和现实社会道德失范即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庸俗实用主义泛滥形成了鲜明对比。“应当”与“现实”的反差预示了某种道德上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并不局限于道德领域 ,而是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践进程之中 ;只有通过对前进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全面、彻底、不间断的解决 ,才能开辟通往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宽阔大道。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亚当·斯密的个人自利及其道德性

亚当·斯密对个人自利的强调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斯密的个人自利不仅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一个人自利在斯密的时代就蕴涵和表现出了一定的道德局限性，现代兴起的对正义的研究正是对个人自利局限性的克服。     

论作为道德自律的"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规定、办法,并有一些官员因失职失责而引咎辞职。其实,引咎辞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还内含着道德自律因素,是制度安排与道德自律的统一。要完善引咎辞职制,从道德上来说,主要就是要提高官员的责任心,培养官员的良心和羞耻心。     

道德的程序及其设计

与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一样,道德也可以分为实体道德和程序道德,古今道德规范都显示了这一特点.程序道德正日益受到伦理学界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弥补实体道德的不足,而且还因为它具有自身的独特的价值.程序道德的建立,关键在于道德程序的设计.设计道德程序,必须克服道德上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突破道德上的原则思维,突出道德的应用性,重视道德的渗透性.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裴頠“宝生存宜”的道德思想

在总体上 ,裴危页虽反对贵无论“有生于无”的思想 ,强调万物为“自生”,但又认为“道”决定万物。在道德上 ,他提出“宝生存宜”的人生价值思想 ,以人的自然为“宜”,肯定人的欲望 ,但反对纵欲 ,强调该把欲望调节在“节中”的位置上 ;重视“风教”(道德教化 ) ,并推扬物质手段在实践操作上的润滑作用 ,这些至今仍不失其合理的意义。但是 ,他肯定带等级性的道德现状 ,其落后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活动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经济伦理学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渗透的产物,其特定对象和任务是科学反映经济活动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问题,使经济活动始终具有善的价值取向。在经济伦理学的视野里,经济活动主体的动机与目标、执业关系、必须遵守的相应的道德准则以及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都与道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应当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     

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

自汉代以降,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或施政行为。纵观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施政历史,不难发现,以“孝”施政在巩固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政治上或道德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些涉及朝廷人事铨选、司法刑律、官德伦理以及孝教训民方面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表明封建国家“孝治天下”施政原则有其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缺陷。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作为东汉的一部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充满了极其浓厚的道德意识。《白虎通义》全书主要运用了“文字训诂”和“象征”两种手段,对诸如“姓氏”、“爵号”、“谥号”等儒家的礼制名号和诸如“瑞贽”、“衣裳”、“冠冕”等儒家的礼制器物进行了极为浓重的道德化解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从道德上加强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具有浓厚道德意蕴的“名号”、“器物”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引导。     

大学生的道德欠缺与重建

文章从大学生的道德现状出发,指出了当前大学生道德上存在的诸多欠缺,进而分析了大学生道德欠缺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出路。     

道德价值：定义的评说与探新

道德价值作为伦理学与价值哲学的交叉课题，已日益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通过对“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学界关于道德价值的这六大流行定义的解读、辨析，笔者发现，它们均具部分真理，也似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     

从“心体”与“性体”看人工智能设计中的完全道德行为体问题

人工智能道德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完全道德行为体。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同人工智能的工程基础彼此兼容，已经塑造了多种人工道德行为体模式，人工智能似乎有望在未来成为完全道德行为体。然而，运用儒家哲学视角反思人工智能的道德设计可以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直接呈现道德意义的“心体”和作为道德根据的“性体”与人工智能道德设计的工程基础发生冲突，使其陷入了“道德封限”“道德他律”“道德表演”等困境，将否决人工智能成为完全道德行为体的可能。综合考量之下，基于生物基础的人工道德设计作为一种折中方案，在通向完全道德行为体的道路上具有更大潜力。     

《北京青年报》关于“顾城现象”的讨论及要点摘编

《北京青年报》从1993年12月14日到1994年1月30日组织了一次有关“诗人之死与凡人之死”的讨论,共收到来稿50余件。 经统计,来稿中对顾城杀妻、自杀事件持法律、道德上的批评和谴责者,共13篇,对事件之后国内舆论、传媒对顾城普遍采取的同情、婉惜的态度表示不理解、愤怒和遣责者计12篇。上述二者相加,占全部来稿的一半左右。这类来稿中,其典型观点是谴责顾城杀人的“残忍”、“丑恶”及舆论的“双重道德标准”,并视之为“社会道德的滑坡”。     

法律责任与宥恕

近代各国刑法对于严重罪行的责任;都由于援引“宥恕条件”而予以免除或“减轻”。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一个法律制度认为所有的刑事责任都可以因任何一种“宥恕条件”的存在而加以免除。在法律上承认“宥恕条件”的重要性,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作为刑法上“宥恕条件”的所谓“犯错误、“意外”、“威吓”、“强迫”、“精神失常”等等,和作为民法上“可使失效”条件的同样情况,二者之间显然有其类似之处。在客观标准(即严格责任)和道德罪过的“内在事实”之间,不仅不易划清界限,而且很难统一起来。为了避免混乱,就必须区别:(1)道德上只允许处罚那些完全出于自动的犯罪行为;(2)道德上只允许处罚那些自动去犯“道德上错误”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动的行为”是共同的因素,但道德上应否处罚,二者则不是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说,“法律处罚“和“道德谴责”二者即有联系,又有区别。承认“宥恕条件”作为法律责任基础是一回事,承认法律威胁作为法律责任基础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我们不应强调法律威胁而去牺牲“宥恕条件”的道德价值。不论是在刑事方面,或在民事方面,精神条件都是构成责任的重要因素。只不过,在民事事务中,它的作用是具体表现在“使其失效”而已。在民事事务中,由于某些“宥恕条件”的存在而使有关行为或事务“失效”,这样就可以对个人的“选择”自由提供保证,从而使他对于法律的信心和拥护也可以加强。因此,承认“宥恕条件”必须与法律威胁效力分别看待。承认“宥恕条件”,可使个人得到更大的保证,这一点则是凭法律威胁所不能作到的。这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结合“宥恕条件”来补充“严格责任”之不足,也说明为什么必须从“宥恕条件”的价值方面来理解所谓法律威胁这一问题。同时,也不要忘记,并非一切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总之,一种承认“宥恕条件”道德价值的法律制度,对整个社会的幸福来说是有益的,当然,也必须承认在这个制度中,还包含着有组织的强制制裁。     

论孔子的道德理想

孔子的"仁"即伦理学上的所谓道德理想。因为它不仅融合了孔子所提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结晶,而且也是孔子所赞许和景仰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理想,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呼唤传统文化精神回归─—兼论中、西文化交融之前景

解决目前我国经济与文化、特别是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必须寻找理论基础，这就要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本文认为“社会存在、意识”两层次结构不能准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现实生活、文化精神、社会存在样态、思想观念”四层次结构，作为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由此出发，阐明中、西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不同。西方文，化精神是“执”，中国文化精神是“无执”。文化精神不同之根基在于现生活。现实生活之“生活态度”分析为“理论态度、实践态度、审美态度”三重结构。现代中、西生活态度之区别主要在道德领域。在这个领域，西方人一贯取实践态度，中国人则取审美态度。中、西文化精神之融合取决于生活态度达到一致，即在道德上或西方人取审美态度、或中国人取实践态度，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

生态经济道德何以可能?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和原因在于当代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相辅相成和相互凭借的趋势及其道德上的要求。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和原因是生态、经济、道德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及其彼此融合的时代要求。第三个原因则是生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及其道德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