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有的”之逻辑辨析

从语言的角度讲,“部分”与“有的”都没有断定其全部.但从逻辑上讲,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对应的逻辑范畴不同“部分”与“整体”(“全部”)相对,而“有的”与“所有”相对;二者的逻辑涵义不同“部分”排除了“整体”(“全部”),在数量上是较为确定的,仅指整体的组成成分,而“有的”除了表达其存在性之外,在量上是不确定的,它表示“至少一个,亦可多个,甚至可指所有”,它与“所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在逻辑上的真值不同由“有的”组成的特称命题与由“所有”组成的全称命题可构成传统的逻辑方阵,而由“部分”组成的命题与由“全部”组成的命题却不能构成逻辑上的对当关系.     

“历史”与“逻辑”关系的两种表述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和“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是不同内涵的两种表述.前者在黑格尔那里,本体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历史就是逻辑的实现,逻辑的就是历史的;后者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本体论意义上承认历史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方法论意义上强调逻辑是历史的反映,历史对逻辑有先在性,历史的规律性展开便是逻辑的进程,这里,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都是统一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不应割裂逻辑与历史的联系.     

从中西“是论”之别到“语言学之后”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

“休谟问题”是休谟反对理智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传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哲学洞察和理论成果,它应当被提高到休谟建构道德哲学的哲学前提和逻辑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道德哲学建构逻辑不同,休谟将道德哲学“问题域”严格限定在由“心灵意识”所“呈现”的“情感世界”,从而在“赞美”或“谴责”的“情感世界”中建构“道德世界”。休谟道德哲学让被理智形而上学“遮蔽”的“情感世界”敞开自身,剥夺了“先验理性”对“情感”的统治地位。“情感”为道德哲学建构提供了“可接受”和“可理解”的基础,从而将“理性克服情感”的传统道德哲学结构颠倒为“理性服务情感”,强调“情感”在道德哲学建构中的“优先性”与“独立性”。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是在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对立框架下展开自身的。     

康德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 ——以同一个知性之“分析”和“综合”的应用为视角

康德依赖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划分来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本文首先阐明这两种逻辑的基本含义及其在逻辑“谱系学”中的地位,然后在同一个知性的不同应用的视角中来考察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认为形式逻辑只是知性的“分析”的应用,而先验逻辑是知性的“综合”的应用,两种逻辑一体两面、共融共生、缺一不可,是同一个知性的不同应用及其面相。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逻辑和知性的应用,康德意在表明我们的知性有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主题。     

“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基于H省B县的实践考察

在“县管校聘”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直接影响着政策效果,揭示这种实践逻辑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与主体利益四个维度对H省试点县B县的实践考察发现,“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主要有在稳定中求发展,分步分层实现政策目标的目标生成逻辑;完善相关政策内容,协同推进政策执行的政策协同逻辑;加强组织建设与学习宣传,使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共同体逻辑;注重竞聘弹性和过程公正,维护不同教师群体利益的利益协调逻辑。     

试论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和“现实形态”

马克思通过对生产社会化和“人类社会化”的分析 ,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化的真正实现。与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想形态”不同 ,现实社会主义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 ,以及独特的矛盾机制和发展逻辑。从理论上区分社会主义“理想形态”和“现实形态”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形式逻辑中“真”与“假”的涵义范畴

“真”“假”是形式逻辑中的两个最重要概念,但它们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涵义:表示客观经验意义上的真与假;表示逻辑方阵对应关系的真与假;表示复合判断和演绎推理逻辑值的真与假;表示符号学意义上的真与假。分析和确定形式逻辑中“真”与“假”的涵义,对提高形式逻辑的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秘密”的逻辑语义研究

“秘密”是知识与信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信息网络隐私与安全所讨论的重要对象。文章从知识逻辑与信念逻辑两个方面分析了“秘密”的逻辑语义,并给出了其归约公理以及基于知识逻辑与信念逻辑的完全的公理化系统。然后从知识逻辑与信念逻辑两个方面剖析“纯秘密逻辑系统”的公理与规则,发现它们都是一个非正规模态逻辑系统ECKT4的扩张,这两个“纯秘密逻辑系统”只在讨论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推理时存在差异,只是这两个系统的完全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文章以“逻辑起点”范畴为立论依据，分析了学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几种不同观点，指出它们的不足；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合理性。     

晚周时期“阴阳”与“和”范畴的变化发展

“阴阳”与“和”都是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们的影响涉及古代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阴阳学说、“和”的思想,甚至到今天仍在某些科学领域(如中医学基础理论等)占有重要的地位。“阴阳”与“和”范畴最早在晚周时期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含义。研究晚周时期“阴阳”与“和”范畴所经历的变化发展,对于探索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形成的历史路径与逻辑过程,揭示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规律,具有     

“反逻辑”修辞中的“可能世界”

文章运用现代逻辑中的“可能世界”理论来分析言语交际中的“反逻辑”修辞现象。从而得出“反逻辑”修辞仅仅是辞面或者形式上的反逻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违反逻辑。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四重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最新的科学论断,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需要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前提下,从理论逻辑、人民逻辑、实践逻辑、世界逻辑的逻辑理路上理性审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必然,进而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逻辑心理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以弗雷格和胡塞尔为代表的反心理主义思想，通过逻辑学与心理学的截然划界而批判古典形态的“逻辑心理主义”，虽然避免了后者的相对主义，但也隔绝了经验事实对逻辑推理的影响。当代“新心理主义”思潮将人类推理的经验实践重新纳入逻辑学的研究范围，在承认逻辑规则的先验有效性的基础上，重视经验事实、信息、信念、主体和公共知识等因素在逻辑推理中的作用，不仅打破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界限，也促进了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通过对“新心理主义”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视角的分析可以表明，现代非经典逻辑采用的表征加转换的研究方式，既体现了逻辑的规范性，又具有特定领域内的普适性，为现代逻辑在不同领域中的实际应用指引了方向。     

“新”道义悖论--动态道义悖论及其哲学分析

在解析道义悖论的过程中,逻辑学家们给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也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梅耶尔将道义逻辑归约为动态逻辑,并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很好地消解道义悖论。但阿尔伯特指出,动态道义逻辑中仍然会出现“新”悖论。“新”的动态道义逻辑悖论与“旧”道义悖论之间有很多联系与区别。从哲学角度分析,动态道义悖论的出现缘于新算子的引入、新特性的刻画。一些所谓悖论只是动态道义逻辑的定理导致不符合直觉的结果,另一些与承诺悖论相似,缘于动态道义逻辑并未充分表达某些重要的道义概念。在“新”的道义逻辑系统中出现的“新”悖论,既有新特点,又与“旧”悖论有相关之处。道义悖论研究正是在这种“新”悖论与“旧”悖论的更替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

在美学界长期以来有关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应该区分《美学》一书中对“终结”（Ende）与“解体”（Auflösung）二词的不同使用，以获得黑格尔使用“终结”一词的真意；应该区分逻辑的与历史的所谓艺术“终结”或“解体”，着重从黑格尔哲学、美学逻辑构架角度解读其关于艺术“终结”或“解体”的内在逻辑含义；进而揭示黑格尔对艺术美本质的规定是其艺术“解体”或“终结”论背后的逻辑根据。     

“三个务必”的学理探究及价值追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三个务必”,这一提法具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在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理论逻辑方面，“三个务必”折射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深刻理解；文化逻辑方面，“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反映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历史逻辑方面，“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体现了对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传承与创新；现实逻辑方面，“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彰显了在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中对斗争精神的坚持与发扬。“三个务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践行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保持执政党生机活力的政治本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对“三个务必”的学理阐释，有利于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永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制胜本领，指引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名辩”三义

:名辩之实在先秦即已存在,但“名辩”之名可能迟至1904年才为章太炎首次使用,而被引入中 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则由伍非百在1916年完成。“名辩”一词的多重含义在其早期使用中已经表现出来,在最 近30余年的中国逻辑史和名辩研究中更被赋予了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名辩”三义以先秦名辩话语 为基础,代表了当代学者对于重构这一话语的不同尝试。     

“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轫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颐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们把邓析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学》的第一篇即为《邓桥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益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③…     

“两级逻辑”说质疑

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问题上,我国逻辑学界长期流行一种所谓“低级逻辑、高级逻辑”说,把形式逻辑(包括数理逻辑)看成是研究思维的“外在形式”、关于“知性思维”的“知性逻辑”,而把辩证逻辑看成是关于理性思维的高级逻辑。笔者认为,这种贬低一门科学抬高一门科学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带来一些麻烦,且对逻辑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里仅呈个人管见,向专家和同志们求教。一、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形式? 作为一门研究推理论证的逻辑科学,形式逻辑以思维形式或思维形式结构为研究对象。在这里,无论说思维形式还是说思维形式结构,指的是“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