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势能”推动“河长制”政策执行的实现机制

政治势能是执政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凸显出的一种"高位推动"现象的学术性表达,将其透视到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因变量政策执行效果随着自变量政治势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通过调研"政治势能"推动曲靖市河长制政策执行的地方案例,提出从机制方面破除政策执行梗阻的办法,即思想方面以意识形态的强化和设立激励机制来活跃政治势能因子,执行方面以风险防控机制和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使势能顺利运行,稳固方面以全面协同治理机制、监督考核机制和加强责任追究机制来巩固势能效果,三方面共同发力捋顺体制中的配套机制框架,实现资源的优化和政策执行过程的环环相扣,推动河长制政策的良好落地和快速变现。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论社会组织对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作用

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涵义包含制度化参与以及参与制度化两个维度.这表明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关键因素是制度供给以及制度效力的实现.除了政府的制度供给之外,社会组织对政治参与制度化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吸纳新兴社会阶层、规范网络政治参与以及完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政治参与制度的执行力,充分实现其效力.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必要途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展开协同合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互动式”参与:一个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新时代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互动式"的特点。"互动式"政治参与强调政府行政推动与民营企业家自主参与相结合,其深层次的逻辑结构则是政治参与制度与参与主体理性的互动。本研究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出发,认为主体理性是其逻辑出发点、好的政治参与制度是其关键要素、个体与制度的互动是其实现形式,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有益有效的民营企业家"互动式"政治参与。该解释框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将进一步深化学界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解;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国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状态实证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根据对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组织配套、制度配套、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监督与救济5个方面的实施状况的检测和调研分析,发现云南省各地市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已初显成效,制度运行的真实性、有效性应予承认,但研究数据也显示存在着各项具体制度衔接不明确、社会化公开程度低、重要事项主动公开率低、依申请公开渠道不畅通、同意公开率低、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加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建设,推进重要事项的主动公开力度和范围,完善网络问政平台的建设与维护,树立和强化行政公务人员＂透明政府＂下的为民服务理念,推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发展路径探析

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政治现实的宏观背景出发界定网络政治传播,认为其具有主体多元化与双峰化、以传播行动为中心、媒介渠道多样化、融合传播与参与、重视多视角传播效果等主要特点。我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四种路径: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的路径;以"传播/参与-回应"为中心的公众-政府的路径;以组织变革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内部路径;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公众间路径。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野下的中国公众参与

要解决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在当前实施中存在的注重形式而忽视效果、消极被动的参与模式等问题,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公众参与制度与西方公众参与制度在法律化、程序化、技术化优势下的本质及其不足,并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论基础,凸显人民群众在公众参与中的主体性,全方位实现"群众路线"在公众参与中的主动性和开放性,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参与成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时代化、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自愿性问责:河长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动因分析

在以河长制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出现自愿接受监督的现象。这一自愿性问责现象看似违背常理,事实上有着内在的双重动因。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生需求。人民当家做主,必然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民众要行使应有的权利,离不开政府提供透明信息;民众掌握相关信息,采取某种参与行动后,必将希望政府有及时且具针对性的回应。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公务人员,鉴于对身份和制度的认同,自然产生愿意接受问责的理性动力。与此同时,作为理性委托人,政府公务人员不但会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趋势,积极配合,规避被动问责,而且会因应权势,创建“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和建立问责模式推动相关工作,为问责创造更多“回旋空间”,还会营造治水声势,吸纳各方社会力量,以获得问责中的支持。纵然自愿性问责在河长制的实践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在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治水的同时,要注意防止问责过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技术嵌入何以影响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

基于全国东、中、西部5省197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以“河长制APP”使用为例，分析技术嵌入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嵌入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显著成立，表明技术嵌入对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具有稳健的“赋能”效应；相较于河长制设立时间早、公众表达型参与、东部地区的村级河长而言，技术嵌入对河长制设立时间晚、公众浏览型参与、西部地区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相对较弱；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嵌入可以通过增强纵向层级间的监管力度、提升纵横层级间的信息流转、促进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3种中介渠道影响村级河长政策执行力。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论执政思维与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实质是科学执政思维的体现。本文从批判斗争思维和直线思维这两种错误的执政思维认识出发,论述了执政思维从多元思维、互补思维上升到“合力”思维的科学认识过程,并指出程序与民主是“合力”执政思维转化为科学执政的保证。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     

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种全新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主张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注重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与整体回应.在实践中,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协同政府模式以及新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普遍诉求.整体性治理的治理逻辑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选择,在治理理念、参与主体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理的新境界——和谐之治

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和谐是善治追求的目标。和谐思想指导下的和谐治道在中国形成,以和谐思想为主要内涵的和谐治道是以和谐为治理目标的新治理,将为治理理论开创新的典范,将开拓人类社会治理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