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祭祀娱神意义的变迁

民间祭祀一旦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它天生就具有了一种娱乐意义。而且,随着科学的兴起以自助思想的传播、城市生活的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民间信仰随之不断衰落,遗存的民间祭祀也出现了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现象。民间祭祀娱神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娱人的成分逐渐增加。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 ——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 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从悦神到娱人——浅析傩面具的功能变迁与民众审美情趣的关系

傩面具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追述傩文化的发展变化,梳理各个历史时期民众审美心态之变化与傩面具艺术特色变迁的关系,论述其功能由悦神到娱人的表现特征及原因,以加深对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的认识.     

苏格拉底的新神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     

从自然文学到神士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上说，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文学到神士文学的历程。从自然文学到神士文学，是文学意义和文学功能的第一次发现和实现，它对文学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桐城诗派论“神”

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其诗论别出机杼，取精用宏，详赡而简易，典雅而精凿，颇多创获，独具特色，对清诗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对桐城诗派的“神”论，从神的审美意义、神似、感兴、神与味几方面进行考察，加深对桐城诗派的了解，揭示这一诗论对古典诗学的启示意义。     

《神乌赋》评析

《神乌赋》以鸟为题材,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积淀;隐喻社会矛盾,与古代民歌,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俗赋,其叙事性、拟人化手法和朴实的风格表现出了与文人赋截然不同的、鲜明的艺术特征。《神乌赋》的出土,对研究汉赋及汉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价值。     

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玄学对魏晋工艺美术风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作为主要思潮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史学、工艺美术设计等领域。在存世数量不多的出土工艺品、实用物品和砖印壁画中,魏晋特有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这两种我国装饰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植物纹装饰及细腰、身材修长的人物造型,体现出玄士风范的美学特征和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的工艺美术风格。     

浅析金东里写神小说

金东里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纯文学作家,他的小说神秘而哀伤,唯美而蕴含哲理。金东里不仅在他的散文当中多次提到了生与死,人与神、人与自然的问题,而且在他的写神小说中也暗含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韩国很多学者撰文就金东里的这些思想发表评论。本文以金东里的散文和一些韩国学者的文章为例证,通过分析金东里的写神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寻求金东里向读者传递的哲学思想,最后得出结论,在金东里的写神小说中蕴含了生死合一,人神合一,以及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     

《神乌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悲剧意义

《神乌赋》的发现，将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多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此文借禽事状人事，将汉代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态作了较为深刻的揭示。雌鸟、雄鸟、府君等形象的生命哲学在肯定生的意义的前提下笼罩着极其浓郁的悲剧气氛。     

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汉代,中国文学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观念的自觉,社会主流意识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其二,是文体的自觉,作为艺文,为了赋予其审美功能,经典的创作使文学作品按类别具有了稳定的体裁格式上的要求;其三,是创作审美追求的自觉。由于社会有文学消费的需要,供需方都将焦点集中到文本审美这个供需点上,创作主体对文学审美特征有明确的认识,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极力加以表现;其四,有一支专业的创作队伍;其五,产生了一批能表现时代精神并得以影响后世的经典性的作品;其六,学界有了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并自发开展了文学批评活动;其七,主流社会对作家和作品有普遍的认同和尊重。     

凡俗世界的歌者--论池莉小说的平民意识

池莉是当代中国文坛执著于颂扬市井平民凡俗生活的作家之一.她坚守平民价值立场,显现出歌颂庸常人物、凡俗人生的写作姿态;运用洒脱通达、幽默风趣而又不动声色的叙述话语和平民化的人物语言,真诚地面对现实人生,描摹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展现困在爱情婚姻中的市井平民的生活.     

《丰乳肥臀》的历史叙事研究

莫言的叙“史”小说依托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还原裹挟于历史洪流中的民间生存本相,让读者在荒诞中品味到庄严。在《丰乳肥臀》中,作者借助一个患有“恋乳癖”的主人公——上官金童的独特视角对民间历史进行回望,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历史叙事诗学。研究探讨小说文本的历史化叙事指向,分析其基于“人学”的平民史观以及历史叙事模式背后的文化隐喻,期冀让读者了解复杂、多维的历史语境与症结,更准确地把握莫言的历史价值观与文学创作。     

简论早期文人词的贡献与研究缺失之原因

从初唐至中唐,是早期文人词创作的阶段。与之相应,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词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民间创作固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但早期文人的创作对于这一新兴诗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词学界,早期文人词的贡献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早期文人词研究近乎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最初朝廷不重视、社会观念轻视、唐诗宋词成就卓著、诗词分界不明、敦煌曲子词被发现等五个方面原因所致。     

“学术的”还是“文艺的”？——歌谣运动的价值重估与历史再评价之一

歌谣运动不仅是一场以歌谣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民俗学的“缘起”运动，更是一场现代白话新诗从本土民间寻求合法性建构的诗学运动，因此，“学术的”与“文艺的”双重目标构成了其复调的历史叙事模式。但是，随着运动的纵深发展，“文艺的”诉求目渐式微，它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单一的以“学术”为中心的运动，中国诗歌现代之路的多元展开的可能性也因此暂时终止。     

游走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论创造社成员文艺创作的特性

我国现行的文学史一直将创造社归为“为艺术而艺术”,侧重于自我表现．带有浓厚主观抒情色彩。然而观照众多创造社主将的文学实践,我们却总能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包含着鲜明的写实色彩。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创造社理论建构的不完整性——他们倡导的浪漫主义受到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据此可将创造社的文学定义为抒情现实主义。     

实用批评：非洲文学批评的总体特色

非洲批评家往往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非洲文学批评,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学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将文学批评看成社会批评的一部分,强调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他们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采取最合适的方法。他们对文学形式本身并不十分关注,甚至将文学形式本身也看成是文学的社会因素的构成部分。     

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民间传说中的古代文学评论资料

在学界所称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收录了大量关于古代作家及作品的民间传说,这些资料对于反映古代文学作家及作品在民间的状况,丰富和深化古代文学研究与评论,都很有意义。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